北京决计出手，把审议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草案，纳入“两会”议程。

对这个问题该如何看？先回顾一下历史脉络：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极少数，极个别“港独”主张者之外，没有人可以改变或推翻这个事实。

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或其所管辖的特别行政区，基于自身的政治治理和国家安全需要，都会制定“国家安全法”或相似的法律；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例外。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基本法》起草以及审议过程，由于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有关23条立法仅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第2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我们注意到，香港回归之后，围绕23条立法，香港社会始终保持高度的戒惕，几乎所有大型的社会运动，都有针对23条立法的内容。2005年，50万人上街游行，其中最主要的诉求包括了反对23条立法，董建华因此被迫以脚疾为名辞职；曾荫权于2005年自动当选，并在该年6月27日宣布，两年内不触碰23条立法。同年11月30日，曾荫权发表有关香港政制改革的电视讲话，由于其方案没有交代“双普选时间表”，结果招致泛民主派议员强烈批评，导致“双普选”整改方案未能通过。

2010年3月，正在北京列席“两会”的曾荫权表示，当前“最紧张”要尽快处理2012年政改方案，23条立法不是其首要工作。梁振英2015年7月表示，新颁布的《国家安全法》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而政府暂无计划就基本法23条立法。看得出，他很想在23条立法上有积极作为，但力所不逮，做不到。

林郑月娥就职之后，在23条立法问题上几番举棋不定，去年12月在北京表示，23条立法曾经在香港引起争议，要审时度势，找到好的机会、条件及环境才可推行。她最近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留意到香港社会近日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讨论增多。

在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一事上，林郑月娥立场始终一致。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十分重要，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香港回归中国近23年，至今仍未能完成立法，令人失望。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过去一年出现了近乎恐怖主义的暴力事件，情况令人非常担心，所以在此前提下，关心香港的人士再次提出基本法第23条立法是可以理解。港版国安法不算出人意外，石破天惊；四大范畴：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外部势力干预。显然，这些范畴都有明确对象，也未脱离23条基本原则精神。

北京出人意外出手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草案提出，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机关将在香港设立机构，特首须定期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立法将在半年内完成。这意味着类似殖民时期的政治部，或政治顾问办公室的国家安全驻港机构，将在香港正式挂牌正式运作。

港版国安法完全绕过香港立法会，也绕过特区政府，我们当如何看待北京这次出人意外的出手？

首先，这是香港回归20多年来“一国两制”实践的必然结果，表明北京对香港问题的认知和面对，已进入另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于“不变形，不走样”的北京解读，肯定和香港不一样。

这样一个结果表明：香港特区政府以及历届特首的有效管治能力和水平，对香港传统的爱国爱港力量，尤其是建制派的政治能力和水平，北京决策当局已有基本一致的结论：建制派仍然可以依靠，但无法独立支撑代表爱国爱港力量，落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承担；对香港立法会、香港律政司以及高等法院能否完全掌握在爱国爱港力量手中，已失去耐性和信心；对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也有负面的估计；对历任，尤其是近些年来港澳办，香港中联办贯彻执行中央有关香港政策的政策能力和水平，其实也已经投了否定票。

回归20多年间，2005年50万人上街，2008年政改双普选受挫，香港各界对23条立法的暧昧不明态度，以及之后的占中，去年的街头抗争，已经引起北京的高度警觉。

美国等国际势力和其他政治势力，对香港政治事务公开或半公开的参与和介入，香港街头抗争趋于暴力化，恐怖主义活动的端倪已有完整展示，街头抗争星条旗、龙狮旗的挥舞，显示抗争人群的政治肤浅。但对于北京而言，他们的政治解读结论可能更加错综复杂。

香港历来的抗争运动引领者和理论指导者的政治心智的不健全不成熟，不知进退，一味莽撞冲动，企图以暴力和破坏性的举措迫使北京让步，却对中共政权的政治性格全无最基本的把握。

特朗普等国际舆论的言辞谴责，不可能阻止北京在港版国安法立法有任何的却步，香港此时已经取代台湾、西藏、新疆，成为中美关系直接对撞的场地。中美两国主要政治领袖人物的个人性格张力，以及北京对百年未遇大变局的“底线思维”已有自己的结论，对自由落体式的中美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有最坏的打算，甚至展示出“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与意志”。这其中应该包括对香港在中国现代化本来所可以扮演的角色，或可以继续扮演的角色，投了否决票。北京的当务之急，先拨乱反正，先力挽狂澜，先稳住阵脚再说，其他可以不论。

美国《华盛顿邮报》形容，中方今次立法，是北京历年来削弱香港自治及全面控制香港的“最大胆行动”，将重写令香港在过往23年享有自治的规则。《华盛顿邮报》也指出，中方今次的行动是对香港打压的升级，同时显示中方视香港为躁动不安的地区，必须令香港屈服于北京的命令。英国《卫报》指出，强推“港版国安法”将令香港的局势升温，同时对香港作为中国最自由的城市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或令华府重新检视香港的特殊地位。

我个人认为，北京不会太在意国际社会的谴责、压力，甚至不会太在意美国会不会给香港独立关税地区地位，以及其他优惠。迫在眉睫的是，维持自身政权的稳定，攘外必须安内，香港早已属于“安内”的重点，为此北京已经浑然不顾一切。在中国的战略大棋盘上，香港算什么？

北京一位朋友刚刚发来这么一段私信：今天宣布，人大直接制定香港国安法，不再让香港自行23条立法，这意味着中方在香港亮剑，正式以《香港国安法》反制美国《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

原来以为，美国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只会备而不用，现在看来，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中美大战，香港正式成为战场，并将因此而遭殃。在改革开放前30年，西方封锁中国时，香港成大陆与外部世界唯一的通道。改革开放40年后，美国再封锁中国，香港不仅通道作用不大，而且首当其冲。连毛泽东都不敢做的事情，今天做到了。大动荡或将来临，请系好安全带。

香港模式的宿命

这就是香港的宿命，也是一国两制香港模式的宿命，这个结果，不是一种力量推动的，这是一个合力的结果。当然，某个领导人的决心意志，某个政治利益集团的从切身利益出发，也会在历史的节点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不再众声喧哗，唯有定义一尊之下，这样的战略转向往往就会发生。这样的历史前车，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

香港公民党创始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关信基教授说：“1997年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不是政治，是精神心态。”

“九七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问号：一国两制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千秋万世？在这个‘计’中间，香港又到底是什么角色？广义的九七问题一直存在。九七之前不确定，九七之后‘五十年不变’，又延续了这种不确定性。人在不确定下生活，思想、行为都会变化，会得过且过、赚快钱、冒险、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