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羽

　戴口罩在东亚国家也并不是亘古自有的习惯。记得在广州求学期间，见到许多香港同学会在路上戴着口罩，感到有点奇怪。事实即是，在经历过2003年沙斯肆虐以后，香港等一些人口稠密的大都市，民众保留了佩戴口罩的习惯。这是一个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的卫生习惯。

在日本等地，因为花粉过敏，许多人也有佩戴口罩的习惯。中国则是因为一些大都市存在空气污染等问题，自2014年以后，佩戴口罩出门，甚至有人佩戴防毒面具，都似乎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当今年冠状病毒来临之时，东亚地区的民众很自然地接受戴口罩的防疫建议。这一自我防护工具，在西方社会则命途多舛。

自疫情暴发以来，佩戴口罩与否，在西方社会引起了诸多争议。首先，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没有佩戴口罩的传统，疫情暴发初始，西方政府也未根据疫情状况及时做出引导，即便在东亚政府屡次规劝民众佩戴口罩的情况下，西方政府却屡次向社会大众发出佩戴口罩无益的消极信息，在客观上助长了社会对佩戴口罩人群的傲慢、敌视态度。

在部分民众因疫情恐惧，衍生出了对佩戴口罩的亚裔，采取歧视、攻击等种族主义倾向的举动时，西方政府和媒体选择消极对待，不仅仍坚持口罩无益、仅洗手即可预防的理念，也未对社会上出现的“戴口罩”标识性的恐疫－种族主义举动有所举措。许多国家也未在第一时间，储备口罩等战略性的防护物资。

待到疫情蔓延过来，才发现处境极为被动，在缺乏有效治疗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只得被迫选择“封城”等导致社会和经济停摆的激进防疫手段。在当下，许多国家开始考虑解封、恢复经济的情况下，一些政府还是试图以限制社交距离、为工作人员加盖塑料隔板的方式来减缓病毒传播，佩戴口罩仍不是最推荐的方式。但此时一些民众并没有再遵循政府的宣导了，社会上佩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多了。

通过佩戴口罩，遮蔽口鼻，阻挡空气中悬浮的微生物，这看似常识性的医学知识，为何难以被社会大众所接受？除了既有的文化和政府因素，一些科学人员的消极引导也不无关系。早前，一些学者认为，佩戴非医用口罩，对病毒传播影响不大；而且，社会大众佩戴医用口罩，会增加资源供给的紧张，影响临床医护人员及时获得医疗物资。

但近日剑桥大学一项研究显示，使用人工智能模型对疫情传播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如果能尽早戴口罩，纵使是非医用口罩，对于减少病毒传播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当人群中至少有80%的人戴口罩时，对于冠状病毒的传播会产生“重大影响”；而当只有50%或者更少的人选择戴口罩时，对抑制病毒传播能起到的作用“较小”。

病毒暴发期，如果社会民众全员佩戴口罩，感染病毒人数会急剧减少；如果90%的人佩戴口罩，对病毒传播的抑制作用，会在第50天开始显现；如果口罩佩戴率低于50%，则要等到75天的隔离措施后，病毒传播程度才会降低。4月下旬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才终于后知后觉，陆续表态推荐民众佩戴“面部覆盖物”。

西方社会对口罩从“傲慢与偏见”，到终于“被迫接受”，也许是看准了疫情短时间难以消退，而经济长期停摆又承受不起，也许佩戴口罩、减少接触，是一个看似可行的折中办法。无论如何，这场疫情，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未曾预料的改变。

作者是医学博士与法律硕士

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