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疫情在各国散播，各国抗疫成绩相去甚远。造成各国之间抗疫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但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之间的矛盾，无疑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处理得好，不仅疫情可以得到控制，而且社会经济也不至于损失惨重。

政治即是利益表达，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力量角力和平衡，无论是西方那样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还是像中国那样的自上而下的利益展现。科学即是如何最有效预防、阻断疫情的传播和拯救生命，不会把重点置于其他任何方面。

冠状病毒疫情中，政治和科学之间的矛盾即表现为生命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在生命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再者，如何处理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本身就需要科学。

相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东亚社会的抗疫很显然是比较成功的，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东亚政府在抗疫过程中，能够实现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东亚社会的这个特征，和这些社会的技术官僚治国传统有很大的关联。技术官僚治国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这个群体在诊断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不会去诉诸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而是诉诸于科学的理性和逻辑。韩国和新加坡等社会被西方视为是抗疫的典范。

韩国和新加坡对一些社会群体（例如旅游者）使用了侵入式监控体系，来减缓病毒的流出速度，甚至阻隔病毒的传播，但对一般老百姓则没有采取过于极端的举措。这样做无非是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抗疫和维持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

政治过度导致抗疫不力

中国的举措更为极端一些，但很多方面也和其他亚洲社会类似。这也是有理由的。疫情在武汉（湖北）暴发，中国中央政府断然作出封城（省）的决定。这种极端的举措拯救了无数生命，但也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中国第一季经济基本上就没有了。但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像后来韩国和新加坡政府那样，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从而减少经济损失呢？这些只是事后（诸葛亮）的解释。这些极端的举措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尽管牺牲了经济活动，但应对疫情扩散的方法，包括大规模的举国动员、跨省支援、两山医院建设、方舱医院的设置等，都表现了很大的科学性。换一句话说，尽管中国抗疫中也是有政治的，表现在早期地方政府对言论的过度管控上，但在全面抗疫开始之后，政府没有妨碍科学，而且政治助力科学方法的使用到了极致。

这种做法经常招致西方的批评，认为政府过于专制，违反自由人权，连方舱医院也被视为是新型“集中营”。但正是科学方法的使用，使得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用美国学者福山的话说，中国是非西方社会抗疫成功的例子。

西方是另一种情形。如果说中国是政治助力科学，西方可以说是政治凌驾于科学。政治过度而科学不足是很多西方国家政府抗疫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是被视为西方民主典范的英美两国。

英国卫生部5月5日公布，全英国已经有2.94万人死于冠状病毒，这意味着英国已经超越了意大利，成为冠病死亡人数第二高的国家，仅排在美国之后。从疫情一开始，约翰逊政府一直被各界批评反应不足，包括过早放弃检测和追踪的围堵策略，封城举措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甚至首相及卫生部长也曾经确诊。英国分析家认为，这是英国约翰逊政府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造成的。

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抱怨中国早期的行为，认为是中国的“隐瞒”和“迟疑”导致了疫情在全世界的流行。不过，这种推责行为解释不了这些国家本身为什么那么迟疑。世界卫生组织1月30日将冠状病毒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英国本身次日也确诊了首两例感染者，均为中国公民。

不过，约翰逊政府在2月初仍然沉浸在脱欧的喜庆之中，并发表庆祝脱欧的演说。媒体也发现，首相缺席了多场商讨抗疫对策的“内阁办公室简报室”会议，显示首相对疫情并不重视和关心。英国政府的抗疫决定，也一直被批缺乏透明度，“内阁办公室简报室”会议一直是秘密的。尽管政府也参考了“紧急事件科学顾问小组”的科学建议，但一直没有公开小组成员的名单。这个专家小组早就预警，如果不采取有效举措，英国到3月初八成人口会感染，但首相仍然只建议民众多洗手，也称自己探访医院时有跟每一个人握手。政治对科学的蔑视和分歧是显然的。

很多人也记得，西方媒体当时也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疫情区时戴着口罩，认为这是中共领导人脱离社会的象征。但是后来，西方媒体从来不缺用更为激烈的语气，去批评他们的总统或者首相，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不戴口罩的行为。

英国政府在3月12日透露，已经结束抗疫计划第一阶段，由通过检测和追踪以围堵病毒改为纾缓政策，要求所有出现症状者自我隔离一周，但社交距离举措及停课安排仍在考量之中。很多人认为，英国政府一开始就不应该放弃围堵策略。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Patrick Vallance）在13日提出“群体免疫论”，即让全国六成人口感染以产生免疫力，长远保护整个社区。这在英国引起极大争议。当时英国已经有近800宗病例，但许多大型活动仍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