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新加坡星展银行(DBS Bank)首席执行官

2月11日，当东南亚最大的银行星展银行获悉银行内出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病例时，我们立即采取了行动。在得知我们新加坡总部的一名员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疏散了整层楼的员工，让他们回家。

即便如此，我们的员工仍然感到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新冠肺炎在全球的蔓延态势仍处于早期阶段，禁止所有人进入办公室工作似乎是一种生硬的应对方式。

很快，我们的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团队启用了一个接触者追踪工具，以调查受感染员工最近的活动轨迹。为此，他们使用了以下数据来源：通过Office 365安排的会面、大门和旋转门的刷卡记录、会议室预订和WiFi连接数据。

这使得我们能够找出24位被我们归类为一级接触者的人。我们对所有这24位接触者重复此操作，以创建一个二级接触者名单和一个三级接触者名单。前两级名单上的所有人都接受了为期两周的隔离，第三个名单上的人则受到了有效的监控。这成为了一种标准方案，并在我们应对接下来的新冠肺炎患者时指导我们的行动。

我们通过使用人员“调用树”(call tree)对上述系统进行回溯测试，请我们的员工回忆他们此前与谁接触过。即便是在调查一级接触者时，这种方法的准确性也要低得多，而当我们调查二级和三级接触者时，就更不准确了。

获取如此多的个人信息带有一丝奥威尔式的意味，但我相信，合理利用数据能够让我们快速进行干预，实现积极的医疗卫生效果，甚至可能挽救生命。

在这背后，有一点显而易见：虽然个人隐私权得到充分承认和保护，更大主体——企业、社会、国家、甚至全体人类——的权利却往往被忽视。而为了更大的利益，有关当局（在我们这起事件中即指公司管理层）可以、而且必须行使这些权利。

批评人士认为，授予当局这样的权力，可能会导致出现极权主义的监督制度。这种观点认为，通过要求公民自我报告，自愿配合数据收集工作，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不必开展集中统筹、官方发起的行动。

然而，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西方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情况都并非如此。诚然，在疫情的早期阶段，新加坡依靠针对性举措和公众责任感，使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发现，一波又一波新的、更难控制的感染正在出现。因此，这个城市国家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行动，甚至将保持社交距离写入法律。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看到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遵守这些要求。指望公民拿出最积极的意图和努力，而没有一个中央当局来推动议程，似乎是不切实际的。

同样，最初人们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会愿意接受中国武汉在疫情暴发初期实行的那种限制措施。然而，仅数周后，警察就开始在西方世界的大片土地上实施强制封锁。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依靠个体合作和人类意愿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警察呢？

在大流行病肆虐期间，放宽我们对待数据隐私的态度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从中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在更正常情况下也适用的教训？我认为确实如此，因为我坚信，“作为人民的我们”的权利与“作为个人的我”的权利同样重要。我们已经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来加强用于防止恐怖主义的移民控制，以及加强旨在防范洗钱的“了解你的客户”(KYC)管理措施。

此外，个人数据隐私权的狂热捍卫者可能会发现这是一场必败之战。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个人数据的数量和种类呈指数级增长。随着5G网络的推出，我们的数字足迹将大幅增加，通过物联网追踪实际行为的数字踪迹将变得更加容易。今天，大门和旋转门就可以在无需任何通知或同意的情况下，提供关于人员实际去向的信息。明天，这将扩展到我们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件设备。

我们现在自然都因这场大流行病而焦虑不安，但在疫情平息以后，我们还需要利用数据来应对另一场灾难：气候变化。尽管许多人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分享他们的个人碳足迹数据，但总会有一些拒不合作的人——他们往往是导致气候变化的元凶。

追踪碳排放数据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然而，这场我们已经隐约可见的新危机很可能将再一次证明，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大过个人数据保护。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