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台湾《工商时报》社论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的侵袭，欧美各国政府封城禁足、解封步调相关决策的过程，大异其趣。英国首相约翰逊因为个人的轻忽而染病，英国成为欧洲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则是全世界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英美两国的疫情同样惨烈，检视社会安全制度近乎南辕北辙的美国和英国，结果迄今却同样都是令人遗憾的伤亡惨重？

最近两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无疑是全球媒体最瞩目的焦点。特朗普如今一方面针对新冠病毒源于湖北武汉，进行全方位的“甩锅”攻击，另一方面则就国内各州的重新开工，再次启动经济，以解决失业问题所酿成的政治危机。金发披头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是当今世界政坛最知名、能够痊癒的COVID-19确诊病患；或许正因为从鬼门关走过一回，约翰逊对于疫情严重性的认知，已经回归“让科学说话”的正轨。

为了对抗疫情，各国政府和国家元首端出的因应对策，林林总总，琳琅满目。但总结有两个特点：第一，科学专业（science as profession），要不要优先于政治与经济之考量；第二，政治权力的行使（the right to exercise power），有没有界限。前者属于国家元首的个人领导统御风格，以及能不能做出及时、正确的政治判断之范畴；而后者则涉及东西方、甚至美国与欧洲各国的政府体制，如何应对行政权当此非常时刻的迅速扩张，以及能否、如何加以限制与监督。

美国的第四位总统James Madison（任期1809年～1817年）曾经说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是被人民赋予不同权力与责任的不同代理人和委托人”，相对于英国政府的集权体制，美国中央地方均权的宪政真义，此次在疫情防制、居家封城、乃至于解封重新开工的过程，“先救人，还是先救产业”、抑或“先防疫情扩散，还是先拼民生经济”，表露无遗的是人言言殊、资讯混杂、各自为政，甚至总统与州长在大政方针上的相互掣肘。

再来看医疗体系，英国有全民医疗服务（NHS），政府做庄，全民受惠，而美国没有。此外，美国从东岸到西岸的幅员辽阔，人口超过英国五倍，各州因时与因地制宜、更可能因为州政府财政丰瘠状况有异，民众能接触到的医疗照护与福利措施大不相同，更凸显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悬殊在美国已经上纲到“生命有价，命有贵贱”的政治价值问题。

两个所谓的先进国家，拙于抗击疫情，何以致之？最根本的原因莫过于，特朗普和约翰逊一开始对于公卫政策资讯的认知不足，经济和政治的考量，优先于医疗的科学证据和专业建言，如今满目疮痍，无法自圆其说，付出惨痛的政治代价，实属在所难免。

美国学者Deborah Stone曾经指出，政治决策的资讯可分为两种：与替代方案的价格与品质有关的客观资讯，以及与个人偏好有关的主观资讯。换言之，主政者可以基于精确的资讯，做出“理性型”的抉择，却也可能因为想要进行政治劝说（political persuasion），而做出“灌输型”的甩锅指控之抉择。

特朗普过去一个多月，每天在白宫开记者会，一再强调自己洞烛机先、疫情管制成效斐然。但是在4月下旬全美死亡人数直逼6万人（之前），他就不再举行白宫记者会，为了六个月后的总统大选，策略性的转进到“病毒甩锅”的政治攻击。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在确诊前、出院后，“画面会说话”，从意气风发到面容憔悴，5月喜获麟儿的约翰逊，此时要化险为夷，势必将依循英国政府记者会讲台，永远看得到、想必也是他感慨最深的三句标语: “留在家里”（Stay Home）/“保护全民健保”（Protect the NHS）/“拯救生命”（Save Lives）。

今年过世刚好100年、德国伟大的社会科学思想家韦伯（Max Weber），将“资讯”（information）视为“权力的工具”（instrument of power）。英国学者Peter John强调的则是，“资讯与劝说”做为“软性工具”（soft tool），有助于法律和管制运作更有效率的功能；然而，国家机器可以透过庞大官僚体制的特殊管道，取得“所需要”的资讯。

医学的专业与公卫的讯息，对于政府决策制定的影响，显然有其在政治上的局限性。此时此刻，任何客观、专业的资讯，都可能只有工具性的价值，尤其在选举之前无法完全避免。就此而言，能不能实事求是，将医疗专业与科学证据之资讯，做为防疫决策和民生纾困政策的唯一判准，将是美国和英国能不能走出死亡人数高峰拐点的关键。而如果要带领人民走出困局，则两位国家领导人就必须尊重客观的资讯，做出理性的抉择，摆脱选举政治的桎梏！两国人民之福，存乎一心；依据科学的证据做出决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