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冠病成为全球流行病后，各国政府马不停蹄推出经济刺激政策，以挽救疲弱的经济。可是，从2008年金融海啸一役可见，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但难言显著，更无法令全民共享经济重拾动力的成果。在后冠病时期，各国领袖和中央银行除了要提防恶性通缩来临，通缩和财富不均的政经影响也是不容小觑。

2月下旬开始，全球政府和中央银行陆续意识到冠病对经济打击的严重性，纷纷推出规模前所未有的救市计划。例如中国人民银行于2月20日降低基准贷款利率，并于3月13日藉着下调存款准备率向市场释出5500亿元；美国联储局先后在3月3日和15日两次大幅减息，令当前的联邦基金利率处于0至0.25％，其后更在同月23日宣布开放式量化宽松，购买企业和地方债券；欧洲央行亦于3月12日和19日，增加资产购买和量宽规模，更在26日取消欧元区国家的买债上限。而日本、英国、加拿大、印度、韩国等国亦有类似的行动。虽然各国货币政策在执行细则和规模各有不同，但全球无疑将会迎来一场资金洪流。

然而，不少传统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的成效，却抱有半信半疑的态度。一方面，各种货币政策的手段，大多都是用来调节一国货币供应量，以拉动总需求的增长，从而开拓更多就业职位，加快经济运行速度；但与此同时，当货币供应量的增幅，反超经济总体需求的成长，通胀便会随之而来。但诚如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所说，通胀只是无处不在的货币效应，故大多支持者都会同意，只要通胀率维持适当水平，通胀对货币购买力的蚕食，不单可被经济增长抵消，更有助刺激经济体蓬勃发展。这同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各国央行的主要目标。

实体经济受惠有限

不过理论还理论，从现实看来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的整体作用却是十分有限。尽管2008年后奥巴马和时任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已想出量化宽鬆来补足市场的流动性，以挽救一众因过度杠杆而陷入财困的金融企业，但普罗大众却难以受惠。由于货币政策并非财政政策，可直接影响工资和就业市场，而是经信贷市场将资金注入实体经济，当信贷需求不足时，多余的资金便会停泊在资产市场，成为追逐资产增值的工具。这同样能够解释，为何2008年后金融市场复苏的步伐，会比实体经济中的就业市场走得更前、更快，而美国花了约十年时创造1千多万个就业职位，却已遭冠病一铺清袋。

既然这场全球流行病已迫使多国央行推出规模前所未见的货币政策，余下问题只是未来将迎来滞涨或是通缩。前者是指高通涨、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的经济环境，后者则是指消费者期望货品价格将随着经济倒退下跌，继而选择延迟消费。但当预期实现后，就会发生贱物斗穷人的恶性循环，最终步入经济衰退。

可是，观乎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欧元区过去推行量宽的经验，虽然在推出量宽后就业市场缓慢复甦，但通涨率却只有美国勉强符合目标，而欧盟的通涨率更像垂死病人的心电图。换言之，众国在冠病爆发后所施的货币政策，短期不仅难以推高通涨，形成滞涨局面，反而是使经济停留于通缩边沿中徘徊，经济增长还须端视各国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成效。

再者，货币政策带来的政治风险，或许更比经济风险更为可怕。自2008年以来，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后金融海啸时期的经济增长，大多都落入社会阶层的顶端，亦即1%v.s.99%的贫富不均论。当下将被扩大的贫富差距不单会引发出佔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就连建制内部的氛围也会随之改变，一如特朗普当初竟能靠着美国优先一句空话入主白宫的励志故事。因此，救市政策除了旨于修补断裂的资金链，更需要直接、全民受惠的财政政策，以防经济动荡将会成了政治再极端化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