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相秒

突如其来的冠病疫情对全球经济和供应链、生产要素流动，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冲击，也令国家间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尤其是美国在疫情暴发后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势”，使得国际局势更加扑朔迷离。中美及国际上不少学者认为，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何为国际秩序？所谓国际秩序至少包含了国家间“权力分布结构”和“行为与相处方式”两方面要素。其中，行为和相处方式指的是国家间以何种方式维持彼此相安无事，如基于传统的彼此认可的势力均衡，二战后的规范、规则与制度体系。冠病疫情会改变这两方面的要素吗？

其一，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2010年以来，“（2027年）中国经济超越美国说”甚嚣尘上，但这些只是基于中国经济总量，维持在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假说。

正如中国决策层所冷静判断的，中国经济正进入较低速度稳定增长阶段。美国凭借同盟和伙伴国体系、美元霸权地位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又是最富技术创新力的国家，其战略能力全球老大的位置难以撼动。

加之，将民主、自由标榜为“昭昭天命”的美国，在军事安全投入和武器装备先进程度和规模方面，也始终占据压倒性的地位。因此，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中国超越美国仍需时间的考验和时代的机遇。

其二，国际机制运行的影响力分配有所调整，但美国的领导者地位不会改变。规范、规则和制度的相对完备，是二战后国际秩序区别于传统国际秩序的创举，也是美国赖以领导国际体系的基石。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机制中影响力日渐增长，本质上是与经济总量增长、人口规模庞大相匹配的自然过程。但美国的经济体量、军事实力、全球战略及同盟与伙伴国体系，决定了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替代它，成为国际机制运行的领导者。

其三，全球治理体系将以新的形态呈现。全球治理是1945年以后国际秩序发展进入21世纪的标志性特点，依附于国际机制而产生和存在。冠病疫情虽然不会改变国际机制运行影响力的分配格局，但已经动摇了各国对于开展国际合作、相互提供公共产品的信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国际机制内容的大调整。全球性问题只增不减，全球治理合作也不会消失或停止，但依靠大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模式已难以持续，以何种形式呈现将是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

其四，区域一体化在与全球化的竞争中将占据更多优势，区域间竞争闪亮登场。冠病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反思，也令全球供应链陷于断裂。

美国、日本及英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发出从中国撤资的信号，“各自为政、明哲保身”成为各国优先策略，面对国家安全议题，全球化倒退势头似难以阻挡。区域一体化将成为各国维持供应链持续运转的替代方案，地区间的竞争将取代国家间竞争，成为政治经济秩序的主轴。

其五，国家安全的观念重新得到强化，世界政治中低度和高度政治的分野将逐步弱化，功能主义的理论将淡出历史舞台。功能主义强调的低度政治合作，向高度政治外溢的理论假设，似乎已经被冠病疫情所证伪，各国纷纷将国家安全置于优先的位置。

事实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为5G发起的围堵策略，就已经显现出将国际政治潮流重新推回国家安全议题优先时代的盘算。冠病疫情不仅强化这一观念，还为西方世界将公共卫生安全、海洋安全等其他低度政治领域，与国家安全议题相挂钩提供了契机。

因此，冠病疫情固然令不少国家对现行国际机制产生怀疑，也在国家间增加了隔阂，但似乎并不能改变现有权力格局及基于规则和机制的国际秩序。但这种假设不得不基于一个重要前提，国家间对于避免战争和维持彼此相安无事存在共同的认知，并将这种认知用于指导内政外交实践当中。

从这个层面看，人们须要警惕的是，冠病疫情可能成为加剧各国民族和民粹主义思潮，成为部分国家发动战争的理由，进而演变为国家间冲突的导火索。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体系中对于现有秩序及其发展方向不满渐多。美国作为1945年以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领导者，日益觉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依靠“搭便车”的策略，不仅获取较大的相对收益，同时还对其霸权地位构成挑战。

美国的盟友，如日本、英国、法国等，既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权力（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占比日益提升感到不适应，又对自身受限于美国的领导感到烦恼。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主要新兴经济体发展相对速度优势更加明显，美、日、英等国对中国策略从“接触与合作+防范”转向了“打压+遏制”，针对中国的冷战式遏制网已经铺开。

但各国对于是否诉诸直接战争冲突，明显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与其同盟国间的分歧，扩大到前所未见的地步。

在美国国内，就如历史学家所普遍认为的，美国历来依靠战争来弥合种族间分歧、凝聚爱国主义；但在冠病疫情之前，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刹那间把中国从“合作伙伴”推向“全面竞争对手”的闪电变化存在较大分歧，与中国的冲突也就因此得以延缓。

然而，冠病疫情正在悄然改变这种格局，美国国内及其领导的西方世界，正在酝酿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反华、仇华和倒华浪潮”。给冠病疫情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从而与南中国海问题、人权等议题相关联，最终织造出一副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图景”。

美国发起的“疫情舆论战”不仅大幅度削弱了中国的软实力，同时也在国际社会中积压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不管这种策略是有计划还是无意之举，都给美国及其盟国发起对中国的战争做好了准备。而真正改变国际秩序的，不是冠病疫情本身，而是各国放大了的对华民族和民粹主义。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