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疫情已泛滥成全球大疫，堪称世界级、历史级大灾难。尽管灾难远未结束，但我们应该及早思问未来：这场全球大疫能否推动人类反思与进步，改善全球治理？我的明确预判是：不能。

回首历史，人们似乎了然；面对未来，却一片茫然。这场大疫反映出全球治理的诸多重大问题，善良人士期冀并认为此次大疫能推动人类反思与进步。但是，善良意愿未必有实现条件。人类历史上，重蹈覆辙的悲剧远远多过引以为戒的喜剧。

本讨论的基本思路是：如果一个事件不具备任一必要条件，则该事件不可能发生。换言之，如果要论证一个事件一定发生，须要证明它的充分条件；如果要论证一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则只须否定它的任一必要条件。对于冠病疫情，由于当前国际格局不具备人类反思与进步所需的必要条件——执行力量，所以它不可能令人类反思与进步。

不过，这不是说，人类再也不会反思和进步了，而是说，人类新的反思与进步，不可能以冠病疫情为契机或诱因。另须表明，本文只是讨论冠病疫情的可能影响，而不持特定立场。

反思与进步的条件

反思与进步至少要有两个条件：思想驱动与执行力量。执行力量是指反思与进步都须要人去实现。差异在于，在社会层面，实现进步所需的执行力量更强大，它通常是组织性力量。

冠病大疫要满足第一个条件并不难，因为人类可利用的思想资源是足够的。全球治理首先是风险联控，其次是福利共享。关于两者，古今中外都有许多积极思想。中国古代的“天下一家”“天下大同”观念，便可作为思想资源。例如，亳之盟要求诸侯国“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意为不要庇护罪人，不要收留坏人，救济灾荒，安定祸患），这是风险联控；“毋蕰年，毋壅利”（意为不要囤积粮食，不要垄断利益），这是福利共享（《左传·襄公十一年》）。《左传》便记载了诸侯国之间诸多相互救助的国际行为。

而在基督教中，《圣经》认为上帝的子民都应该互助，这是超越国界的。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提出应该建立世界国家，以调解争端。现代的国际互助思想则更加丰富。所以，中西都不乏国际互助思想。

但是，在特定时期，这些思想未必能转化成舆论。因为思想是多元的，有些思想主张国际互助，有些则主张国家唯利是图，但现实选择可能只有一个。决定采纳何种思想的，是包括国家目标、手段等在内的国家意志，也就是本文所言的执行力量。

善良意愿不能实施，通常缺的不是思想，而是执行力量。缺乏执行力量，思想就不可能转化为大规模、强有力的舆论。即便有少数人士呼吁，该思想也是软弱无力的。执行力量既是将思想转化为舆论的催化剂，也是促进进步的推手。因此，冠病大疫不能推动人类反思与进步，关键是缺乏第二个条件——执行力量。

历史的资鉴

要使冠病大疫能促使人类反思与进步，更一般地看，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实现进步，执行力量来自哪里？大国协作。

鸟瞰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国协作是人类反思和进步的必要条件。更准确地说，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协作是国际进步的必要条件。在老大（第一大国）与老二（第二大国）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两者实力差距越小，老大越不可能用实力或强制力量迫使老二服从，因而两者越不可能协作。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般的组织内部关系。

可以先看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产生。一战后，无论胜败，各国都受损严重。提议建立国联的执行力量是作为胜方的英国和美国，两者分别是第一、第二强国（彼时美国实力已超英国，但还未完全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此外，法国、俄国等大国也是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