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漫游

目前看来，冠病病毒将与我们共存很长一段时间，阶级歧视、种族主义、信任丧失等问题将变得更严峻。

 　　如果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与病毒战斗的历史，那2019冠状病毒又将在人类史册留下哪几笔？

在全球化的今天，瘟疫来袭，影响面极为广泛，至少包括经济、贸易、政治体制、地缘政治、公共卫生、社会结构等。本文着眼于病毒将给经济社会留下的一些历史印记。

首先，冠病病毒将冲击不平等问题。诚然，病毒并不区分肤色、语言、信仰等人为制造的分类界线；对病毒来说，只有容不容易传播的问题；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病毒传播的易难程度。社会长久以来的不平等问题，导致病毒更便于在一些群体当中传播。

这些群体主要由教育、知识、财富等因素所决定。例如美国纽约州的疫情，以低收入群体最严重，重灾区是贫民较集中的布朗克斯（The Bronx）和发展程度较低的史泰登岛（Staten Island）。低收入阶层的居住环境拥挤，保持安全距离近乎一种奢侈。他们也多存在健康问题，包括饮食较不健康和慢性病缠身，染病后更易陷入重症，也更迟才寻求治疗。相比于高收入群体更容易居家办公，低收入者通常是体力活，要多搭几趟公共交通，多数手停口停。换言之，低收入群体不仅染病风险更高，而且即使不染病，也可能挨饿。在病毒面前，贫富悬殊使得低收入阶层面对更大的生存威胁。

又如新加坡客工宿舍感染群，高密度的居住空间使得病毒出现燎原之势。作为外来务工者，他们没有政治权利和议价能力。新自由主义派认为，客工是国际贸易生产要素的一环，人力成本应由市场决定；社会自由主义派则认为，政府和雇主应当确保外来劳动力受到公平对待。至于应以第一世界水平对待客工，抑或只须提供稍优于他们家乡的条件即可，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当然，客工的要价越高，意味着本国市场须承担越高的成本。然而，一场瘟疫让我们看到，就公共卫生而言，拥挤的客工居住环境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整个社会终将为此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包括可量化的经济代价和无法估量的社会代价。

冠病来袭前，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反对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成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政府被资本裹挟而一直没能有效拉近贫富差距，使得过去10年世界各地反新自由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左翼势力在欧洲兴盛。

冠病对社会阶级的冲击，会否为反全球化运动注入新的动力？欧洲黑死病为文艺复兴甚至后来的工业革命贡献了一分力，冠病疫情会否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冠病又会如何推动新加坡客工居住环境的改进？是否降低依赖外来劳动力，由新加坡人顶上？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其次，冠病病毒导致人际信任丧失和种族主义高涨。冠病疫情最先在中国武汉暴发，一些欧美国家出现排斥亚裔的情绪，亚洲留学生被殴打和当地亚裔人口面对歧视的报道时有所闻。及至疫情在欧美大暴发，轮到洋人面对不信任的眼光。在新加坡实施阻断措施期间，人们看到洋人在空地集体活动，又不戴口罩，出现指责他们不愿合作、自视高人一等的情绪性反应；有的则一股脑儿指违例者都是外来人。

当然，种族主义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种族是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是非我即他和排斥他人的极端体现。原始人有自我意识以来，就围绕自我建立一层又一层的关系圈，“自我”可以是家人、亲戚、同一部落、同一肤色、同一收入阶层、同一教育水平等等。这种自我分类，一方面方便我们快速处理大量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但另一方面变得容易排斥他人，产生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问题，甚至是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思想。

任何瘟疫的传播，事实上是在加强这种排外性：我是健康的，他是潜在病毒携带者；我戴口罩，他没戴口罩所以是不负责任的；我留在家，他不留在家所以可能传播病毒；他们年轻人就是爱喝泡泡茶；他们老人家就是讲不听的老顽固。我们在潜意识里把“我”和“他”对立起来，在没有天灾人祸的和平时期，这也许没什么大不了，但在生死存亡关头，就会诉诸最原始的求生本能，为保障自己的生存，牺牲其他人。

悲观的是，这种意识是如此根深蒂固。在冠病大流行期间，病毒恐怕只会增强社会的排外和种族主义倾向，而且将持续到后疫情时期而不易消弭。目前看来，冠病病毒将与我们共存很长一段时间，阶级歧视、种族主义、信任丧失等问题将变得更严峻。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