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爆发后，许多西方媒体如获至宝，断定中共威权体制是罪魁祸首，“吹哨者”李文亮医生之死更被视为威权失效的象征。平情而论，中国初期因淡化疫情而酿成大错是客观事实，但随着特朗普等西方政客也犯下相同错误，致使疫情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不应再以“民主vs威权”的二分法去解释问题。截然二分是片面的，就连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亦在媒体撰文，以“打倒昨日之我”的口吻，指出国家能力和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抗疫的关键。

许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民主国家必须遵从民意和严守法律程序，因而比威权国家弱势。无可否认，民主国家确实受制于权力制衡原则，但不应忽视的是，在危机关头，其行政部门可以非常强势。

威尔逊与罗斯福

就以福山所举的美国为例，威尔逊总统曾在一战期间违反私有产权原则，把铁路国有化；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时曾通过“租借法案”，绕过孤立主义源源不绝向欧洲运送战争物资；联储局在金融海啸时积极救市，但几乎不受国会监督。这些事例充份说明，纵然美国在危机之初或会反应较慢，但只要尽快“追落后”，其应对危机的能力未必逊于中国等威权国家。

问题是，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今次却这么拙劣，以致美国无论是确诊和死亡个案都是全球之冠——截至周五（4月24日），美国确诊个案超过88万宗, 死亡总数突破5万人，按死亡人数计比另两个受创国家西班牙与意大利总和还多。

福山没有提及的医疗体制缺陷、社区防疫意识较弱（例如不戴口罩）当然是原因，但其提及的政府是否获得足够信任亦非常关键。人民是否信任政府，取决于前者是否相信后者具备才干、专业技能，以及能否公正地作出最佳判断，但美国的现状显然并不理想——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情报机构、科学家屡屡受到总统公开羞辱。深得民心的防疫专家福奇（Anthony Fauci）据报亦与特朗普不咬弦。

反科学的特朗普

特朗普无视科学的态度更在疫情中表露无遗，近日他宣称可以考虑向感染者注射消毒剂以杀死病毒，引起舆论譁然，迫使美国衞生部门出面提醒民众使用任何治疗方法前都必须征询医生，环保部门与消毒剂生产商则指出消毒剂不可在人体内使用。特朗普又鼓吹抗疟药羟化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有助对抗病毒，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与其唱反调，警告该药物可能引起严重心律不正问题。

这就导致人民怀疑当局是否有能力应对疫情。对于最高领导人本身，整体民意似乎亦对其摇头叹息——除了无论特朗普做什么也会继续盲撑的35%至40%选民，他一直无法、似乎也无意争取大多数人支持，未能体现“聚旗效应”，这点与威尔逊、罗斯福截然不同。

民选的特朗普表现不佳，证明以“民主vs威权”划界是过于粗疏。贴近现实的观察是，不论民主和威权政体在抗疫上均可有优异表现，前提是它们得到人民信任。韩国与美国同样是民主政体，但前者的抗疫表现显然较佳，原因在于总统文在寅得到人民信任，执政党更在疫情中胜出国会选举。又以威权的中国为例，许多香港和西方舆论经常嘲讽中国人“相信党、相信国家”，但中国人“听话”对应对疫情可谓非常关键，如果缺乏这种信任，那么“封城”、强制小区管理等强硬措施根本难以实行，即使可以实行，亦会面对不少来自民间的阻力。

显然，以不同政体去衡量抗疫表现是站不住脚的。与其沉溺于苍白无力的“民主vs威权”二分法，何不实事求是，思考如何取信于民，让他们在危机时选择与政府同一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