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达

在前一段武汉冠状病毒疫情和封城最艰难惨烈的日子里，有网民朋友为笔者推荐了《方方日记》，其行文风格朴实、真切、感同身受、直抒胸臆，蕴含着作者坚持的正义感、勇气和良知，从普通公民的角度，记录了武汉和武汉人民所经历的特殊“至暗时刻”。

有一位网民还分享了他的感受，笔者深以为然：“什么是正能量？讲真话，实事求是才是正能量。当年彭德怀元帅为了救民于灾难之中，在庐山会议上秉笔直言，为民请命，是顶天立地的正能量，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相反，那种‘打着正能量旗号’戈培尔、姚文元式的谎话连篇，粉饰太平，或义和团式的愚昧无知，反现代化，才是变态偏执的负能量。”

很多年以前，笔者曾听到过一个颇有意思的文化对比，说是“中国警察一般轻装上岗，而美国警察总是荷枪实弹；美国言论出版畅通无阻，中国文字狱的积习深厚。”现在看来确实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像《方方日记》这样的创作，在美国和西方文化环境里，属再正常普通不过的文学活动而已，不必大惊小怪。

即便在美国历史上的非常时刻，譬如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后，美国民间对政府的危机应对处理，也有各式议论和说法。好莱坞一个导演甚至还拍摄上映了一部名为《华氏911》的纪录片，对当时小布什政府的危机处理及随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提出“阴谋论”式的尖锐批评。但美国能心平气和，美国没有什么“异议作家”，美国在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中才得以成长壮大。

然而，“在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中才得以成长壮大”，对不少其他的国家政府和文化，却近乎是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其对讲真话似乎怀有某种“非理性”的反感和恐惧。譬如中东有国家，可以为了一本书的出版，满世界通缉追杀书的作者；而过去苏联存在的年代里，也不断制造所谓“异议作家”。

记得曾听到过一首外国电影的主题曲，真挚、凄美、深深的忧伤，但又充满自由的憧憬，令人一曲难忘。原来这是根据苏联小说《齐瓦格医生》（Doctor Zhivago）所改编的电影音乐旋律。

小说《齐瓦格医生》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在俄罗斯充满动荡、革命、战争、苦难的历史隧道里，一名医生齐瓦戈的个人历程、价值思考和悲欢离合，选取了人文情怀和历史忧患的独特视角。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完成小说创作时，已经是后斯大林时代的1956年。

但苏联出版界当时对《齐瓦戈医生》手稿的反应，竟然是“仇恨社会主义”，拒绝出版该书。苦闷中的作家无奈将书稿寄到了西方，并得以成功出版，获得了西方文化界的一致好评，并因此而荣获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

但这却引来苏联官方对该小说和作家的升级批判，两年之后，作家孤独而终。1982年，苏联为作家平反昭雪，1988年，《齐瓦戈医生》俄文本正式出版。这一历史的悲剧弧线，竟然延续了30年，才由正义和良知的获胜而尘埃落定。

结局固然令人告慰，但也引发了重大关键的诘问：还会有类似的下一次吗？还要反复地又折腾30年吗？人们难道不会从悲剧和教训里面，学得更聪明、宽容和高尚起来吗？但令人惊诧的是，答案完全不令人乐观，反而有变本加厉的恶化。

在俄罗斯的东亚近邻中国，有激情作家为高尔基的《海燕》，及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所感召，也尝试创作中国革命历史小说《刘志丹》，但不料在1962年却遭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超级文字狱，并由此造成了长达16年的残酷冤假错案。

回到21世纪今天的《方方日记》，绝不应该再发生重复《齐瓦戈医生》和《刘志丹》那样的荒诞悲剧和愚昧罪孽。中国巨龙当擦亮双眼，中华文明须超越迷惘。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