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社论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周三（4月8日）宣布推出总额达1,375亿元的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当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800亿元“保就业”计划，合资格雇主将可为每名雇员申领最多9,000元的工资补贴，半年内不得裁员，预计150万名打工仔受惠。这些措施是在商界和劳工界压力下推出的，某程度上可以安定民心。

诚如政府所言，疫情造成的冲击史无前例，当局既要帮助最受打击的中小企，也要避免大量市民失去饭碗。这些都是为政者必须肩负的责任。然而，真正有为的政府不能就此止步。作为公众利益的把关者，政府在疫情尚未见顶之时当然要积极抗疫，但更重要的是对疫后重建有全盘的规划。必须提醒，我们不应再以传统思维去理解“重建”，以为吸引多些海外游客、多发放些津贴便可，假如不懂得从改革经济结构底层着眼，势必重蹈当年经历“沙士”（SARS）后不作实质改革的覆辙，最终只会令早已存在的矛盾继续恶化。

对许多市民来说，政府早就“离地”得令人麻木。第一轮总额达300亿元的防疫抗疫基金根本无法达到“保就业”的目标，原因在于措施的针对性不足——许多旅游业、航空业从业员早在1月底已被迫放无薪假，但一直未获救济，揭示打工仔在“无薪假”这一劳工保障漏洞下的困境。直至英国在3月下旬宣布代企业支薪八成，以及在一些把“自由市场”挂在嘴边的商界人士突“转死性”要求港府介入市场下，当局才“跟风”。执政者理应在经济危机下主动出击，港府却“慢几拍”，只懂得依赖外国“先例”，试问市民又怎会有信心它可以带领社会重新出发？

纾困只懂跟风　如何引领社会

如今，政府在第二轮施措中加大对打工仔的支援，总算“迟到好过冇到”，但措施尚有不少漏洞—“保就业”计划适用于未来六个月，换言之，年初开始“被放假”的雇员将无法受惠；另一方面，理论上任何企业都可申请，但不同企业承受的冲击力有明显差异，结果可能是不太必要的也得到援助，造成资源浪费。这些事例在在说明，政府未能灵活变通，欠缺应有的政策弹性。归根究柢，这是由于政府缺乏主动承担公平管理社会资源的意识，不谙分配正义的真谛。单以港府“往绩”推断，这次一反常态，或许只是对天灾（疫情）的被动回应，也有可能是看到英美这两个“自由市场祖师爷”大力介入市场，或是一向被拿来与香港比较的新加坡出手后才效法。官员若真如此怠政懒政，只要疫情一过便会故态复萌。我们当然不希望“一语成谶”—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太严峻了，不能再以鸵鸟心态应对。

迄今为止，香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相对成功，说明市民抗疫能力上面对的问题不在于身体不济，而是囊中羞涩。事实上，打工仔被迫放无薪假、中小企倒闭只是问题的最外一层，要认识问题的本质就必须不断深挖。过往三、四十年，香港财富向金融、地产转移，造就产业结构高度单一、极少数精英垄断财富的畸型局面。相比之下，虽然零售、餐饮、旅游业雇员人数众多，但他们获得的利益很少，而且，一遇上天灾人祸便沦为“炮灰”。

深层次矛盾还体现于中小企雇主面对的困局—他们希望扩大市场，多做些生意，控制经济成本，问题是地产霸权下根本难以负担营商成本。政府增加三万个就业职位、优化中小企融资计划等举措，对经济危机有一定纾缓作用，但终非长久之计，关键是要重塑整个经济结构，这牵涉到当局是否具备“打倒昨日之我”的认知，在痛定思痛后负起大力改革的责任。

分配正义原则　疫下更形重要

若香港政府具备反思精神，理应看到这场疫情打破了其长年的意识形态迷思。当香港还在踌躇，西方国家已纷纷把所谓的“自由市场”信念晾在一边，美国一次过掷下逾2万亿美元救经济，包括全民派发各1,200美元；英国执政保守党把承袭自戴卓尔夫人的“指导思想”抛诸脑后，破天荒代雇主支薪以挽救就业市场；向以财政纪律着称的德国也摒弃过往秉持的“零赤字”预算方针，计划举债1,500亿欧元刺激经济，其为抗疫推出的纾困方案规模达GDP的10%。这些西方国家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绝不受所谓的信念约束。由是观之，为政者要因时因地制宜，果断改弦更张。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此次“史无前例”大开库房解画时，也是以其他“先进经济体”为对照，称“10%这个幅度”与它们“大致相若”。疫情对经济的打击确实史无前例，但经济危机下各地终于“惊见”社会保障网的作用与重要性，则只能说是后知后觉。试想想，若香港社会本就有完善的劳工保障，政府何至于谋划救济方案时茫然不知所措？更进一步看，过往政府对设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这类社会安全网充满戒心，声言会使财政破产，如今恰恰证明，政府的财政能力绝非其口中所言那么脆弱！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真正“开窍”，明白管治思维必须适时而变，回应时代要求，积极主动地发挥引领社会的作用。香港的弱势群体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疫情将其苦况进一步暴露，再次揭示深层次结构矛盾严重、既得利益结构扭曲的真相。若要彻底扭转困局，当局必先“解放思想”，从“小政府、大市场”的思维框框跳出来，并在经济民生事务上发力—除了要彻底改造经济基础，还要改善市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如果能在住屋、交通、教育、医疗、退休五大领域让人民获得充分保障，那么，社会的“抗震能力”便会明显提高，足以抵御下一次经济冲击。

打倒昨日之我　直面深层矛盾

很多人质疑全面改革只是空中楼阁，这种说法貌似合理，实质是妄自菲薄，因为香港有足够条件和空间做得更多。我们坐拥庞大财政储备，可以支持改革。这当然不等于鼓励政府无节制地挥霍公共资产，而是要求政府积极主动发挥社会生产收入与消费的分配角色，为各个阶层共同“创富”。

眼下政府正面对如何增加财政收入的问题，其中一个社会争论经年的途径是改革税制。我们一向认为，税制改革必须秉持分配正义的原则，顾及普通市民特别是低下阶层的福祉，因此面向所有市民的销售税并不可取，但资产增值税这类具针对性的财富导向税种却值得开征。至于素来被视为香港优势的“简单低税制”，也不应粗糙地划地为牢，而应该聪明地应用。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料，全球薪俸税率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29.6%和30%，公司利得税率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24.7%和25%，比香港薪俸税率15%与利得税率16.5%均高出一大截，套用坊间常见的数据对比模式，这不正说明香港相关税率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如果竞争对手的税率是30%，香港只要稍低，例如28%，不就有了优势？

扩大财政收入后用得其所，是为社会持续创富的关键，这要求香港推动必要的经济社会结构创新，例如在重塑营商结构、特别是成本结构方面，许多中小企被租金压死，政府应就此进行检讨，推行某种形式的租金管理制度，协助中小企在降低成本后“轻装上阵”。与此同时，政府必须大力推动产业多元化，为市民特别是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出路，并构建完善社会保障网，实践公平正义。如果民生工作做得扎实，即使香港无法避过下一次天灾，起码可大幅降低天灾造成的冲击程度，需要援助的打工仔和中小企亦不会那么多。

合格的政府要带领社会克服眼前的困难，优秀的政府则不止于此，还要筹划未来、积极有为，让下一代活在幸福之中。如今疫情肆虐，保就业是应有之举，这可为重建香港保留“有生力量”。与此同时，政府也该为“后危机时代”未雨绸缪，为社会改革大胆筹谋，推动经济转型，为市民创造更多财富。我们不希望香港在经历反修例风波和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后，还要承受第三、第四次打击，港府才会幡然醒悟。假如香港的为政者继续不思进取，那就必会被扫入历史垃圾堆，遭一代代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