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目前，全球2019冠状病毒疫情正面临严重失控的局面，并伴随重大的生命、经济和时间代价。中国国内疫情势头虽有缓解，但后遗症及再暴发风险仍阴云不散。

尽管冠病源头目前尚无科学层面的正式最终定论，但其大规模暴发传染的起点在中国武汉，应是少有争议的事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此疫情为武汉单点集中暴发，即从疾病早期预警和地理防控的角度讲，本应是相对容易加以隔绝遏制的，而非多点城市、地区或国家同期暴发肆虐导致顾此失彼、防不胜防那样的局面。

但武汉的疫情却失控了，由此造成全中国近一个半月的恐慌和停摆，进而传染和侵蚀整个世界。时间节点可分为两大关键的“一个半月”：去年12月初到今年1月中旬，今年1月中下旬到3月上旬。有人会说，武汉疫情失控不假，但目前世界的疫情失控，应不能怪罪中国，因为从今年1月底到3月初，中国已为世界提供了足够的预警反应时间。

但须切记，这是早期无预警与防控不足的区别，其性质根本不同。即从去年12月初发现收诊首个冠病病例到今年1月中旬，武汉基本处于无公众疫情预警和防治状态；而美国、欧洲和亚洲主要国家政府，在中国暴发疫情后，都立即采取了相关防控举措。当然现在看来，这些举措的强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足。

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最近向笔者表示，美国政府当初果断对中国旅行封关停航，还被中国外交部指责为“太不厚道”，现在证明美国太厚道了，至少晚了半个月才全方位封关停航，导致目前美国为此“厚道”正付出惨重的代价。

考虑到疫情传染的几何增长蔓延特性，早期对上游暴发点的防控阻断乃事关重大，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中国、世界和历史都将特别聚焦最初的“一个半月“，在武汉为何没有发生早期公众预警和防控举措？

其间还有三大众所周知的细节问题，迄今没有完整的交待答案。首先，自2003年沙斯疫情过后，中国政府部门斥巨资建设一套先进的“网络直报系统”，可将重大突发疫情迅速直接上报中央主管部门。在武汉疫情初期，这套系统却全无作为，形同虚设。

还有一大奇怪现象，就是在武汉官方不断否认“病毒人传人情况”的同时，中国一批专业人士却已在国际医学杂志上公开发表系列研究论文，提供出具体参数和病例，指出此病毒可以人传人。

再有就是武汉医生李文亮和上海的病毒研究所，对此病毒都发出了早期预警，但李文亮遭“训诫”并被中央电视台通报；上海病毒研究所则被“勒令整改”。如此的重大谬误，仅仅是基层公安派出所的过失所致吗？

即使武汉在今年1月23日采取了封城隔离的非常措施，但当时已有500万人扩散到全国和全世界各地，其中不少可能是病毒携带者，最终导致冠病疫情失控。

面对如此全局式的失误和失控，从现代中国和中共的历史来看，有三个案例可以借鉴。首先就是1930年代中期，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溃败，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直到遵义会议及后续的系列会议，对错误的军事和政治路线做出清算更改，才转危为安。

再来就是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中国和朝鲜军队发起快速防守反攻，造成中朝联军战役局面失控，后经付出高昂的阻击代价后，主力方才脱险。但中朝方面从此改弦更张，再也没有发起过进攻性战役，等于默认朝鲜战争打成平局。

还有1970年代末，中国的“十年文革”造成国家民族几近失控崩溃，最后依靠“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才避免了提前走上苏联覆灭的道路。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

作者是在美国的

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