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北看记

韩咏红

随着冠病疫情“震中”从中国武汉转移到美国纽约州等西方文化区，这场灾难会不会在九个月后给人类留下许多新生命，在西方突然成了话题。

这个画面是这样构想的：为了阻断病毒传播链，许多夫妇被迫宅在家里，他们有多余时间在家卿卿我我，亲密互动以排遣无聊，于是，九个月后，婴儿们都诞生了！

NBA记者基思史密斯就加入这场大合唱，他在推特上建议将九个月后诞生的婴儿统称“冠状一代”（Coronials），待他们长大些，就叫“隔离少年”（Quaranteens）。

别以为这只是少数好事者的玩笑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月就在电视上要求国民待在家，除了对抗病毒，年轻人还应抓紧机会合力对抗乌克兰严重的人口危机——制造新的家庭成员。

一场冠病疫情迫使人们足不出户，破坏全球经济，甚至衍生出贫者更苦、家庭暴力激化等次生灾害。在这些罄竹难书的恶行之外，如果疫情会间接带动生育率，对于面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的国家，比如乌克兰，或者亚洲的日本、中国、新加坡等，可能也算是一点小收获……想得美！

由于美国舆论一直对“灾后生育率”的话题十分着迷，当地学术界对此有数十年研究，成果颇丰。芝加哥大学李察伊凡斯教授不久前就撰文指出，从1960年代就有学者研究这个课题，其研究动机源于《纽约时报》报道称，1965年11月纽约市大停电后，1966年8月好些医院注册的新生儿人数上涨。不过，1970年发表的学术成果认为，大停电带动受孕率的说法，在统计学上缺乏有力证据。

伊凡斯教授本人与同事也在2010年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若出现小型气象灾害如暴风雨，九个月后的生育率会微增2%，但如果是严峻灾难如龙卷风，生育率反而会减少2%，伊凡斯教授解释：你顾着逃命哪有心思“做人”。

其实，多数西方学者的研究都证实，饥荒、地震或海啸会拖累生育率下降，但之后会反弹，这在中西方都一样。例如香港2003年暴发沙斯，九个月后的生育率下降，但之后两年则明显反弹。

研究家庭结构与婚姻关系的专家，更是态度鲜明地认为“抗疫宅家”会带来婴儿潮是无稽之谈。有学者指出，即使同住的夫妇有更多机会“做人”，他们带来增长也会被其他因素抵消。其次，当面对经济萧条，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与恐惧时，人类一般不会想要生养孩子，反倒是流产的风险会增加。再者，疫情导致医疗资源高度紧张，孕妇到医院检查身体都有感染冠病之虞，因此也有美国医生建议夫妇等情况较稳定时才考虑生育。

参与这场大讨论的心理学，则带出了一个庄重提醒：别把人类想象成跟动物一样，困在一起就会“发生事情”。有心理学家警告，在疫情下学校都停课了，家长得照顾精力旺盛的子女，督促他们学习，加上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失业压力，以及夫妻长时间面对彼此的大考验，比“婴儿潮”更需要关注的是“离婚潮”。

这个现象在中国已然出现。有的太太发现丈夫待在家，不仅没帮着做家务，还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有夫妇惊觉“终于看清彼此”“想到要与此人度过余生、不再将就”。

所以，冠病“婴儿潮”看来是一种臆想。可怕的是，万一疫情旷日持久，“冠状一代”搞不好真成了下一代的代名词，那恐怕会是一个哀伤的名词，一代人的成长将伴随着经济低迷、国际政局动荡，惶恐与孤独感。

话说回来，我对美国人数十年来津津乐道“灾后生育率”，感到十分新奇。而今，疫情消息占据了西媒的主要篇幅，但与大多中文媒体不同的是，西方同行在叙述黎民苦难、解弊与点名狠批当权者之外，往往也会组织一些生活故事，比如老式靠聊天（视讯）恋爱的方式复兴等。

这些个人化甚至带私密性质话题，在严肃悲情的时代大叙事中显得有些突兀与格格不入，在东方文化中可能会被批评为不合时宜。但我也从中看到西方社会维护私人生活的坚决态度，他们悍然顽抗个体与国家的界限模糊化，拒绝个体被完全裹胁到集体叙事与悲情里，用戏谑玩笑来维护精神的超脱。

这种个人主义传统，是否会导致西方在疫情中衰败？有人这样认为，但我想人类对抗病毒的战役还未到终局，而文化问题最好还是各美其美，不要非比个高下或掀起文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