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一些左翼政客就认为，这些援助对美国家庭捉襟见肘，比如桑德斯便认为法案并不完美，麻省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表示“这不是我想要的法案”，纽约州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则质疑法案如何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和小企业负责，“他们突然都断了收入，还要在4月1日支付租金、抵押贷款，以及其他的重要账单。”

不少经济学家担忧，如果危机持续深化、疫情短期内无法缓解，那么这一救助方案对家庭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毕竟，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可能几个月内都不会上市，而疫苗可能要等一年半，甚至更久。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马斯顿（Richard Marston）表示，个人小额现金支票支援是必要的，但与许多家庭所需的现金相比，援助计划的额度稍显不足。美国非营利机构“经济保障专案”（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联席主席福斯特（Natalie Foster）质疑：“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1,200美元是平均租金，第一张支票已经花光了，之后他们该怎么办？” 华盛顿智库“经济创新组织”（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的负责人则认为，防止大规模倒闭和裁员所需的贷款规模，可能比目前提供的大四至五倍。

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都表示一次性的援助力度并不足够，但按照美国政府现时的财政状况，持续进行如此高强度的财政援助并不现实，长远而言更可能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

当美国人放下骄傲开始求助

应该说，2.2万亿美元的财政法案体现出美国政府在危机时刻的凝聚力，对疫情之下的美国经济来说很有必要，但对于美国家庭而言，这一法案很可能只是杯水车薪。

上月底，《纽约时报》披露，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不得不为基本生活所需向慈善和福利机构求助-从大学生到仓库工人，从便利店的职员到餐馆老板，从私人健身教练到自由设计师，愈来愈多从未想过自己需要政府援助的人出现在食物银行、社区服务中心、非牟利组织的门口，甚至很多人开始在网络众筹平台GoFundMe上求助，只为能把食物放上自己和家人的餐桌。

要知道，求助在美国文化里往往是贫穷和弱势的代名词，而且是缺乏能力的体现。在笃信“努力工作带来回报”的美国人心中，伸出双手甚至是羞耻的。这种情况足以说明疫情对美国普通家庭的影响之大，同时也反映出政府援助的乏力和不足。

要注意的是，大量零散工、个体商户、以小费作收入的人很可能没有工资记录，因而没有报税，这将影响他们取得政府的现金援助。美国税务局（IRS）在上周一（3月30日）向平常不报税的居民提供简易报税指导，还取消对老年人的报税要求，但仍不免有疏漏，尤其是那些没有正式官方档案或有语言障碍的移民。

近年来，零工经济在美国增长迅速，咨询公司安永曾预测，到2020年，每五个美国员工中将有一人从事零工经济。对于这些人，政府的福利和保障措施本就不足，疫情之下失业风险极大，失业救济的扩大能否维持他们的生计，仍有待观察。

另外，美国去年居民储蓄率为7.9%，虽然较此前有所提高，但若顿失收入，情况并不乐观。根据美国联储局去年对美国家庭的调查，2018年，美国21%的人表示自己没有经济上的缓冲资金，若遇上400美元的意外支出，那么每十个成年人中就有三个或无法支付其账单。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今年3月下旬的民调显示，88%的受访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构成重大威胁，近半受访者说疫情造成他们个人的财务危机。这些财务状况脆弱的家庭，靠救济金和现金援助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结合美国零工经济的盛行及家庭应急资金的缺乏，可知一张1,200美元的支票难解美国家庭之困。2.2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无疑体现了美国拯救经济的决心，但美国家庭在危机下需要的，可能远不止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