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英国首相约翰逊上月底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自我隔离十日仍未退烧，周日（5日）被送院治疗，延至周一（6日）病情恶化被送入深切治疗部。约翰逊于英国疫潮爆发之初因采取“佛系抗疫”奇招而震惊天下。其衞生顾问称可让全国六成人染疫自行产生抗体，以救援非年轻力壮之患者以达至“群体免疫”。其后伦敦帝国学院推测此会引致数以25万国民染疫死亡，惹来各界哗然。约翰逊政府亦不得不改辕易辙，采取“德拉古式”严厉手段禁足、停市、锁国，约翰逊自己却经已染疫，可谓讽刺。然而离英国不远之瑞典，却仍然大安旨意，继续“佛系抗疫”，个中原因为何？

直至最近为止，瑞典依然为欧洲少数几乎没采取任何社交距离政策之国家，市面一切如常、学童继续上课、体育活动如常，国民大多继续日常生活。此一“瑞典实验”之幕后推手，为瑞典公共衞生局的首席传染病学家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其称此疫症不会消失而会一直重临，因此要采取比封城更能长期维持之措施，并指禁足令实施过久，国民迟早都会外出。瑞典政府因而拒绝关闭酒吧、餐厅等易发生集体感染之场所，仅禁止开放吧枱区，建议雇员在家工作及减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出现新冠病毒症状者仅需等两天便能恢复上班或上课，边境依然维持开放。

诺贝尔奖之发源地、卡罗琳医学院之所在地，竟然对席卷全球之疫潮采取无为而治之态度，背后逻辑一直令不少人费解。上月底瑞典染疫患者死亡率增幅突然飙升，远超邻近北欧国家，亦令斯德哥尔摩之“佛系抗疫”政策于国内外皆面临更大压力。瑞典死亡人数于周日（4日）更急升12%至373人，平均每100万人便有36人死亡，比实施禁足令之丹麦及挪威之29人及九人都要高。对此2,000名科学家及教授包括诺贝尔基金会主席赫尔丁（Carl-Henrik Heldin）联署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抗疫措施。全球公共衞生专家汉森（Claudia Hanson）解释政府科学家惯于以科学实证作决定，然而在此史无前例之大瘟疫下要等证据才行动已经太迟。

不排除封首都

面对日益严峻之疫情，瑞典政府亦不得不收紧措施，于周日起禁止聚众人数由原先500人减至50人，却仍然保持16岁以下学生继续上课。首相勒文（Stefan Lofven）亦不得不改口风称若爆发转趋严峻，不排除考虑斯德哥尔摩封城。然而勒文依然坚持其不可能立法管制一切行为，仍须由个人肩负起责任。瑞典政府强调抗疫战中之个人责任无可厚非，毕竟要打赢此场抗疫胜仗单靠国家权力之臂延伸至每名国人之行为不能成功，每个人之责任及自律同等重要，而且国家由上而下之强硬措施亦有违瑞典重视个人自由之传统。以瑞典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生活水平较富裕，诉诸高度透明之疫情资讯、让国民按政府建议自我制约之想法亦可以理解。

然而同样是高举个人自由精神之邻国丹麦、挪威，却采取截然不同之政策，先于上月底关闭中小学及幼稚园，丹麦更以禁止十人以上之集会。丹麦更采取严厉之惩罚措施，以巨额罚款甚至监禁以阻吓违反禁令之国民。丹麦衞生部长修尼克（Magnus Heunicke）便称：“我们没有证据显示我们做的一切都有效，但我们宁愿今日做得太多，好过三星期后再后悔做得太少。”丹麦在严厉禁足措施下初见成效，新增确诊数字逐步下降，首相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日前更宣布复活节后可逐步复课。不过有趣的是，“佛系抗疫”之瑞典之确诊及死亡人数亦同时出现缓和迹象。

瑞典与丹麦两个抗疫措施迥异之北欧国家，近几日同样出现疫潮减退之迹象，究竟仅为暂时抑或长期现象仍须观察，然而当中多少是因国民个人自律、多少是因政府强制措施，而欧洲各国之疫情稍有暂缓、两国对疑似患者之检测数量、医疗资源及装备等，皆为影响疫情数字之未知因素，现阶段根本难以断定瑞典、丹麦两国之抗疫政策何者为优。或许凭着政府庞大福利制度及优良医疗体系为后盾，国民较高之教育程度及优厚之生活条件作底子，瑞典最终能成为“佛系抗疫”之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