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社评

疫情打击经济，各行各业勒紧裤头，香港行政长官与问责团队应否减薪，在“疫境”下惹来不少议论。高官薪酬调整机制的存在，本意是确保薪津安排有规有矩，避免滥加薪酬自肥等情况，然而现在谈的是高官减薪共渡时艰，非常时期应有非常处理，只要有心做，技术问题总可解决，政府一再强调按机制处理，予人观感是墨守成规甚或找藉口推搪。社区防疫措施影响大，人人要付出，行政长官与问责团队带头减薪，呼吁他人忍痛牺牲也可更加理直气壮。从政者并非一般打工仔，危难当前，公众期望他们对社会有更大承担，权力愈大承担应更大，问责高官应作为表率，立法会和区议会议员一样应该按比例减薪。

高官“疫境”下减薪   外国经验可借监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本财政年度年薪预算增加12万元，升至521万元。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上，不同阵营都有议员表示不满；政府则解释，高官薪酬调整是按机制处理，2017年财委会通过，政治委任官员现金薪酬由2018年7月起，每年跟随丙类消费物价指数的按年平均变动调整。林郑月娥表示，个人对薪酬安排持开放态度，又说有关调整去年7月1日起生效，正如立法会议员亦由去年10月1日起按通胀调整薪金，强调这只是预算案纳入的周年拨款。

本港高官薪酬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近年一再有前高官贪腐入狱，“高薪养廉”神话不再，不时有人质疑高官薪酬太高。不过比起很多地方，本港官员薪酬调整安排，还算有规有矩。以行政长官为例，薪金调整有既定制度，每年按消费物价指数厘定，并由独立委员会建议、立法会批准。2005年财委会还将行政长官薪酬，定于政务司长薪酬112.5%的水平。

这些规则本意是确保高官加薪合理合度，适用于正常情况，可是“疫境”下的香港，明显处于非常时期，由入境强制检疫到限聚令、停业令，全都是前所未有的破格做法；疫情对香港经济的冲击，更是史无前例，不少行业惨淡经营，减薪、裁员、放无薪假比比皆是。为了撑经济保就业，无论香港还是其他地方，都在大胆突破既有框框办事；为了协助受停业令影响的行业，就连以往一些难以想像的做法也得考虑，诸如代付部分雇员薪酬等。政府为了抗疫可以破格行事，谈到高官薪酬安排和减薪，却强调按机制处理，市民难免会想，这究竟是真的别无他法，还是托辞不欲为之。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无论情况如何特殊，一些基本管治原则仍应坚守贯彻，至于具体技术操作，可以多些酌情变通。平情而论，特首和问责团队相关薪酬调整，去年7月1日已自动生效，不是最近提出薪酬调整，然而“疫境加人工”的印象一旦形成，不管高官如何花唇舌说明，恐怕也很难改变公众观感，真正明智做法，应该是顺势而为减薪。

放眼世界，多国政府都宣布高官或议员集体减薪，与民共渡时艰。韩国次官级以上高级官员，包括总统和总理，连续4个月一律减薪30%；大马政府则宣布，首相和所有阁员减薪两个月；本周印度政府亦决定，总理、内阁部长及所有国会议员，从4月1日起的一年减薪30%。各地政府提出减薪，具体做法不一，若与疫情重挫经济程度相比，高官减薪所省下来的钱，其实相当有限，最大意义在于体现“共渡时艰”的精神。

从政者展示承担  议员没理由例外

问到会否带头减薪，林郑提到她和问责团队今年2月宣布，将一个月薪酬捐给公益金行善，展示与民同心抗疫，往后亦会“审慎再考虑”共渡时艰应该采取的行动。捐薪与减薪，性质始终有别；就算有人认为两者效果大致雷同，政府高官依然可以“加码”付出。新加坡政府2月底宣布减薪，总统与全体阁员减薪一个月，所有国会议员也减少一个月津贴，高级公务员则减薪半个月；大半个月后，星洲当局发表追加预算案声明，进一步宣布所有担任政治职务者带头减薪3个月。1998年以来，新加坡政府曾4次宣布部长减薪，其中有3次是危机时期措施，这种因时制宜、特事特办的处理，值得港府借监。

社区防疫措施对各行各业打击巨大，牵动不少人的利益，虽然不少人明白，为了配合抗疫，人人都要有所牺牲，惟总有人只看自身利益，要么对防疫措施诸多推搪，要么向政府开天索价。政府高官带头减薪，作用之一是可以稳站抗疫道德高地，敦促其他人放下小我顾全大我。政府高官权力大薪酬厚，“疫境”下带头减薪，至少可以展示从政者对社会应有的承担；同一原则，其实亦应该适用于议员身上。若说本港高官薪酬水平高，本地议员薪津与外国议会同侪相比，水平也不低。本港立法会议员月薪近10万，连同各类津贴和实报实销支出，每月有近20万元，区议员月薪连津贴及实报实销开支，也接近10万元。议员们为民请命，与民共渡时艰也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