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时报》

作者：王崑义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已经超过120万人遭到感染，而美国更是成为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这对当初武汉封城时，幸灾乐祸预期疫情可能加速工作回流美国的政客，恐怕要大失所望。尽管美国一些政客还是把新冠疫情之害怪罪于中国，但并无助美国疫情的控制，所以许多人已经开始期待美中能够合作，而不是浪费时间继续争论病毒起源于何处。

曾经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美中必有一战”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新近的一篇文章已经改口说，结构性冲突决定了美、中必然是无情的敌人，但是应对新冠病毒需要双方成为亲密的朋友。也就是在当下，美国紧迫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国，而是自己的失败。因此，美国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包括资料、诊断及公共卫生措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的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等层面。

对于一个从历史结构理论来探索国际关系变迁的学者，能在面对疫情的残酷下改变自己的观点，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种现实就像他研究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描述的，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长达20几年的战争，雅典最终的失败应该是先败于瘟疫，而后才是战争。在雅典城邦中瘟疫使得内部大量公民与士兵死亡，其中包括了统治阶级的少数精英。国家损失了高级领导人才，进一步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所造成的政权危机，这是雅典最终战败的因果。

因为瘟疫所造成的后果是，人们的恐慌往往比瘟疫本身更可怕。这从瘟疫与人类文明互动的关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古代，无论东西方社会，人类谈疫色变，每当瘟疫来临，人们要嘛弃城而逃，要嘛归罪于某人或某群人，或某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这样所产生的后果是可怕的，这可能形成集体无意识，或是群体被疯狂的偏见所左右。前者造成了某地区文明的衰落，甚至是终结；后者催生了可怕的愚昧，甚至是畸变。

古代面对瘟疫所造成的情况，跟现在欧美国家所面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基本上差不多。特朗普先前怪罪于“中国病毒”、国务卿蓬佩奥不断地诋毁中国抗击疫情所做的努力，以及后来美国情报单位举报中国隐匿疫情的数据等，但这些都无助于美国疫情的控制。毕竟，瘟疫的控制主要是取决于应对瘟疫有效性的社会政策。尤其是执政者对突发应变事件採取的政策，通常会影响民众对疫情态度的走向，包括集体无意识或集体的疯狂行径。

还好，现在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向，无论是主张保持社交距离，流感与新冠病毒的对比，以及疫情完结的时间点上，他最近一段时间的前后表述有很大不同。尤其是特朗普肯建议民眾出门戴上口罩，以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健康与安全，这就让不习惯于戴口罩的美国民众，可能从个人主义转向接受集体主义；而纽约市长白思豪向全世界发出求救信息，说“纽约正处于一场大灾难当中，帮帮纽约”，他还强调，没有一个州能供应他们所需的医疗物资，直言目前纽约的情况已然崩溃。

所以，新冠疫情让美国低下头来向世界求救，也让世界看到美国不再伟大，这正合乎中国所认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在休戚与共的人类社会，合作势必成为疫后世界最高的正义。而美中若能打破地缘政治的隔离与对抗，携手合作共同抗疫，这才是在这场新冠疫情浩劫后的人类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