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中日双方达成一致，为优先应对冠状病毒疫情，决定推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日程。双方将透过外交途径，就国事访问事宜紧密协调，确保访问在最适宜的时机、环境和氛围下实现，并取得更多的成果。

由于两国都处于抗击冠状病毒疫情的关键时刻，理应将合作抗击疫情、守护国民安全健康作为第一要务，显然当前的时机、环境和氛围都不是最适宜的。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去年以来，日本国内对于习近平国事访问的舆论反应，就会发现促使安倍内阁做出推迟访问决定，抗击疫情只是最后一根稻草。

2018年10月，安倍访华并提出发展新时代的中日关系。2019年6月，两国领导人在大阪G20峰会间隙，达成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十点共识。安倍邀请习近平2020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原则接受邀请。

这本是两国关系重回正常轨道，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发展的有利契机，但却引起日本政界、社会部分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应。他们利用中日间的分歧和中国内部问题，为日渐改善的中日关系制造新的事端，并将其与习近平国事访问相联系。

其一是炒作香港议题干涉中国内政。2019年6月香港爆发街头暴力抗议事件以来，日本议会、民间保守势力就对香港议题积极介入。由日本各县级议会议员组成的“青年民主推进会”（YDPA）发起联名活动，干涉香港事务，致信外交部长河野太郎，要求日本政府表达反对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意见。

日本保守派国会议员联盟“守护日本尊严与国家利益之会”通过决议文指出，中国若不改变打压香港民主抗争和重视人权，就不欢迎习近平访日。联盟总干事青山繁晴参议员还向政府递交决议文，要求首相官邸重视自民党内部的反对论。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日本YDPA、PNIKA、Code for Japan三家社团再次发起运动，要求日本朝野国会议员讨论日本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其二是利用日本学者拘押议题“绑架”中日正常学术交流。据日媒报道，2015年以来，至少有14名日本人在中国因涉嫌间谍行为遭拘押。2019年9月，北海道大学教授岩谷将违反中国法律被拘，日本政府和学界对此反应强烈。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赴日参加天皇即位仪式时，安倍就此事要求中国积极应对。

随后，日本“思考新日中关系研究协会”超过40名学者教授，发表指责中方的联合声明。他们不是反思违反中国法律的不当行为，而是将此事件与中国国家形象、中日间战略信任相挂钩，并以此暂停部分中日间正常学术交流对中国施压。

其三是炒作钓鱼岛巡航议题与中日关系改善不符。中国派遣公务船巡航钓鱼岛周边海域的正常合理之举，经日本海保厅统计和媒体报道之后，部分保守势力就以巡航舰只数量增加比例为由，指出2019年中国公务船“进入”日本领海每月累计达14次，在毗邻海域活动每月超过100次，频率达到历史新高。

12月，日本民间智库“战略研究论坛”向安倍辅佐官木原稔提交意见书，指责中国虽然在对日言论上有软化态势，但敌对性的对日政策丝毫没有改变。他们夸大中国安全威胁，要求日本加强警戒态势，防止中国使用武力占领钓鱼岛。

其四是“忧心”邀请国事访问损害日美同盟团结。日本主流保守势力注重强化日美安全同盟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需要盟国的支持与合作。部分保守派忧虑，日本以国宾方式招待习近平，意味着日本对华采取友好政策。这与特朗普对华竞争性政策相违背，有可能增加日美协调难度。

在保守派看来，中美之间不仅基本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不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从根本上面临中国的挑战。中美正从合作走向竞争，双方接触的空间不断缩小。美国可能会对日本施压不要邀请习近平访日。

在此形势下，他们反对政府以国宾待遇招待习近平，认为这将给世界造成误解，即日本选择站在中国一边，支持中国的做法。基于此，他们要求政府做出明智判断，体现政治家的直言不讳，取消国事访问和天皇接待。这些反映了日本相当一部分保守势力的声音，有些更是出自于自民党内部。

同时，日本媒体对于事态的负面报道解读，也极大地影响着日本社会舆论的对华态度。2019年9月，根据美国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日本对中国抱有负面态度的比例高达85%，持正面态度的仅有14%。可以说，日本国内的氛围对于习近平国事访问并不适宜。

此次，自从中国武汉暴发冠状病毒疫情以来，日本各界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到非政府组织和企业，都对中国慷慨援助，赢得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赞誉和好感，也让中国对中日关系的持续改善给予更高期待。不过，这种良好氛围在日本国内并没有持续发酵，形成改善日本对华负面认知的暖流，彰显两国共同抗击疫情、命运与共的情怀。

从初期应对疫情的不作为到备受批评的应对政策，安倍内阁的做法引起日本国内消极情绪强烈反弹；加之去年以来的内阁政治丑闻，均对安倍内阁构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同时，日本对中国的疫情援助和处理方式也触发民众不快，如政府没有在疫情初期限制中国人入境控制疫情蔓延、过度讨好中国并提供大规模的援助、扣除国会议员津贴5000日元（约66元）支援中国等。这些都加剧了业已不合时宜的国事访问氛围。

为此，中日双方此时决定推迟访问事宜，可以确保两国专注于国内疫情事务的处理，并以抗疫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卫生合作，可以缓解日本社会对政府过于专注于外交而忽视内政的不满，通过中日疫情合作同舟共济、攻克时艰，以实际成果为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做准备。

当然，今后中日两国要对影响双边关系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有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备，维持战略层面的密切沟通，避免个别议题过度政治化、安全化，尽量朝着解决而非搁置分歧的方向前进，用更多有意义的成果，为习近平的成功访日奠定基础。

（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