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云

毋庸置疑，2019冠状病毒疫情冲击全球已成事实，世界各国也在人文社会层面，以及国际关系和政治方面呈现出不一样的态势，对全球合作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产生了特殊的意义。

在中国，不能出门、强制戴口罩和实施隔离，是疫情对社会层面的最直接影响。从法理上讲，很多国家并不认同中国的做法。实际上在中国，这些强制性措施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有报道指有人试图冲击居委会组织的哨卡，但这些人最后被警察带走。有一个亮点是居委会，这是多数国家所没有的组织，他们中的多数人还佩戴红袖章，预计其功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受到关注和研究。

日本和韩国是与中国分不开的两个亚洲近邻，它们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和中国不同，对社会的干预也不一样，普通百姓仍然可以自由流动，但随着风险的暴露和升高，普通百姓要求区域性的社会管制也会上升，政府就必须在社会风险和法理风险之间选择。

和亚洲不同，欧美在疫情初期是不屑于选择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自由是西方社会乐于标榜的口号，人们会质疑为什么要限制个人出行，这也是欧美政府决策最困难之处，所以欧美直接就对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管制予以抨击。但事实上，抢购口罩与厕纸是民众所无法抵抗的人性使然，欧美没能防止疫情在本国蔓延。显然，在亚洲国家的人文概念中，西方国家在开始时就犯下了共同的错误，并没有采取社会管制。

对于吹哨人的态度，国际社会的反应则更为强烈，呼唤一个信息自由流动、法律体系健全的要求是社会公众的整体需要。在中国，吹哨人被“训诫”，这也就导致了一种悲壮的局面。在欧洲，杰出医生和政党盲目乐观，利用新媒体淡化冠病风险，这也是对社会的伤害，普通民众多数予以谴责。

特朗普的转折点

在美国，由于总统巨大的影响力，吹哨人可以不存在。但别忘了有一点是存在的，就是如果美国民众断定政府拙于应对疫情，将迫使政府动摇，所以总统特朗普也不断地转变态度。

特朗普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社会传闻他的目的是为了大选，往社会有利层面说是为了保证美国经济。但或许是因为受到巴西高层感染的影响，特朗普在接受检测之后，心态变得更接近平民而不是总统了，继而宣布对欧洲禁飞，并批判欧洲此前没有对中国禁飞。

这期间有一个严重的政治冲突发生在中美之间，但令人惊讶的是并没有严重扩散。“中国病毒”一词被特朗普用了几天后又被遗弃。显然，中国和美国处理冠病疫情的不同做法，突出两国长期存在的地缘政治对立，也反映出两国国内的社会声音。

以美国为例，特朗普还不知道如何应对病毒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没有人给他数据，他唯一能确定的是，他必须在国内和国际政治占主导地位，并保持其领导作用。因此，特朗普非常娴熟地运用社交媒体工具，时而淡化疫情风险，时而批判欧洲和中国，在社会层面帮助确定决策的合法性和支持度。

疫情的广泛传播促使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原来并不大，时空更是狭小，国与国的关系往往就在强怼着。以伊朗为例，疫情使得它更期待美国和世界对其解禁，但政治的对立让它拒绝了美国的援助主张；朝鲜也是如此。显然，疫情政治化是一种新的特点。同样，疫情启示了这样的观念，疫情来袭时，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寻找自己的国家，而不是移民的国家；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并不期待和信赖那些外来者的投靠誓言。

在美国，政治选举中不乏“美国优先”的影子，抵制全球化，确保美国人的利益，可能是制胜法宝。尽管有更多的研究说明，解决气候变化、移民和难民问题需要全球协调，但冠病疫情流行却只会使得狭隘的政客获得更多的支持。关闭国门，国家当局扮演看门人的传统角色又会被强化，因为这可以使得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自我中心的民众满意度，看似得到虚假的满足。

在国际合作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建设进程中，新型疫情对新规则倡导者构成了挑战。欧洲人遗弃意大利，英国人被世界各国拒绝，华人华侨掀起回归中国潮，新加坡呼吁学子回国，日本从越南和中国撤回工厂等，可以预见，疫情在短期内的灾难性影响是巨大的。

这些表象都支持了特朗普及英国脱欧的政治主张，虽然这些国家的政党一再忽视生活中需要尊重、安全和地位，也需要认同的普通民众，但是在疫情面前，和难民政策一样，主张开放社会和无边界的世界，倡导自由全球化进程的价值观被证明是困难的，即使它仍然是有可能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自己政治主张的中国，在处理冠病疫情的做法和过程也是较为公开的，至少看起来也是完整的。有一点必须明确，某一国家即使抗疫失败，也不应该被视为妥协而被指责，这是不道德的回应。譬如英国初期出台的“群体免疫”政策，遭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劝告，但实际上英国的做法，在当今的多极国际秩序及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下，可能是合法的，事实上英国也在不断地修正政策。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当然很重要，它一直在预警世界性的风险。在疫情初期，一些国家希望中国经济由此放缓，从而给其他国家提供巨大的机会。这种言论是不道德的，只能看作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虚幻预言和倾向，尽管它讨好了公民和选票。

虽然冠病疫情没有改变世界卫生组织的地位，世界各国还是有自己的做法，但从外围到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的价值劝告却是有必要的。譬如，国民经济的价值源自这个国家在全球无数个供应链中的地位，自给自足并不能作为某个封闭式国家的发展政策而采纳。

围绕冠病疫情的持续争论将影响国际价值观，一些国家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的做法，譬如英国和瑞典的做法被质疑，无论多么不道德，也可能是合法的。同样地，亚洲国家以保护人民免受疫情侵袭的名义，来隔离和限制自由或其他做法，也是一开始不能得到认可，尽管这种做法正被证明是有效的，并为更多的国家所采用。

中国在疫情大体受到控制后，开始协助其他国家，这也是一种国际价值的体现，促进了全球合作的概念。试想，如果各国以照顾国民，而不愿意向其他人提供医疗帮助，这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另一种不道德的反应，最终损害区域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令人遗憾的是，欧盟成员国在最困难的时候未能协助意大利，而中国因为加紧为该国提供最相关的医疗援助，而被意大利人所接受，并给予中国国旗升旗礼遇。

面对冠病疫情，我们正经历艰难和挑战，重新审视国际政治价值观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美国优先”似乎是一种合法逻辑正在被学习，但它对人类的发展会造成损害。反之，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坚持将人类定义为最重要的财富，将进一步加强全世界价值观的优化。

作为国际成员中的人类，我们既不须要极端关注安全，也不须要无限地追求繁荣，平衡地发展国家间关系，是对利己主义和全球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

作者是经济学教授

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疫情的广泛传播促使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原来并不大，时空更是狭小，国与国的关系往往就在强怼着。以伊朗为例，疫情使得它更期待美国和世界对其解禁，但政治的对立让它拒绝了美国的援助主张；朝鲜也是如此。显然，疫情政治化是一种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