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

我曾在今年1月的时候预测，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中国的传播，将在2月的第二或第三周达到拐点。事实上，自2月22日以来，中国的重症和危重症数量一路下降，甚至近几日都未出现新增病例，除国外输入的病例。但不幸的是，中国境外的新感染数目正迅速增加，并可能为公共卫生和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面对此次疫病大流行，各国政策制定者可以从中国及其他首当其冲的国家，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这些教训对于那些尚未遭遇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国家尤其有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首先，政府和公共卫生当局必须在疫情大暴发前加大准备力度，因为病毒来袭时，对检测试剂盒、口罩、酒精湿纸巾、防护服、医院病床和生命维持仪器的需求将会激增。在这方面，欧美都没有妥善利用手上的六周时间提前准备；其他国家如今应当立刻做好准备。

如果上述物料的国内供应有限，各国应考虑从中国、日本及其他地方加大进口，毕竟这些大多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许多国家都能生产，特别是目前急于恢复生产的中国。那里的工厂具备相关产能，也可以对高涨的全球需求迅速作出反应。

此外，各国的国家应急计划应确保能在疫情大暴发时提供足量的病床，尤其是加护病房。如果这项计划缺乏可行性或供应不足，政府就必须考虑迅速兴建几家新的医院，必要时也可以引入外国企业参与建设。

同时，公共部门还须尽早、清晰、有力地告知公众，如何通过个人卫生和社会隔离，来最大程度地减少病毒的传播。在这方面，新加坡是一个极佳典范，当地各级卫生官员甚至总理都出面向公众提供准确的医疗信息。

至关重要的是，一旦出现疫情迹象，政府就必须及早采取果断行动，强制实行社会隔离。正如硅谷企业家普约（Tomas Pueyo）所表明的，这类措施在中国很有效，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很有必要实行。

此外，为了减轻疫病大流行所带来的一些经济影响，政策制定者必须向劳动者、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快速紧急援助。冠病疫情在短期内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某些行业所受到的冲击甚至会持续较长时间。

工厂关闭所造成的负面供应冲击，会通过供应链传导到世界各地的下游部门，包括那些目前尚未发生重大疫情的国家。此外，疫病大流行将导致收入和需求萎缩，这又会影响到各地的上游部门，商业收入和信心的下降，则可能引发对产品和服务需求的缩减。为了破除那些自我应验的衰退预期，政府必须迅速推出紧急计划，其中可能包括暂停企业税收和贷款利息支付，对劳动者的财务支持和健康福利保障，还有对银行的财务援助。

各国还须尽可能（或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完善的在线购物服务，可以抵消零售商和工厂所面临的部分经济困难，但这需要宽广的上网渠道、企业和家庭对数字支付的广泛接受，以及高效且廉价的支付系统。

尽管中国幸运地具备了这三点，但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所不足，所以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考虑对服务业实施紧急改革，让那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能为迅速建立相关基础设施提供帮助，以推进国家公共卫生目标。

在经济刺激方面，国际协调的方案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方面，要比个别国家的孤立行动更为有效，特别是在实施财政刺激的方面。当政府减税或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临时财政援助时，国内需求的增长可能会通过进口增加，而“溢出”给外国生产者。对于那些进口额相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较高的中小型经济体来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导致它们不愿实施足够的刺激措施。

但这个问题可经国际协调解决。当所有国家都增加它们的总需求时，汇率就无须出现太多变动，全球需求的增加将使所有人受益。二十国集团（G20）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关键的协调作用。

最后，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也有助于对抗由疫病大流行所引发的衰退。许多大型中央银行已经将政策利率降至近零水平，已很难拿出更多的手段应对，但同时依然有多个国家存在各种贸易壁垒，这既增加了生产成本，又减少了国内家庭的实际收入。

尽管经济衰退的风险通常会诱使政府进一步提高贸易壁垒，但要增加全球产出和就业，就必须采取完全相反的措施。与财政扩张一样，协调的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最大的成功机会，因为每个国家对国外企业的“让步”，也将改善本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渠道。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和G20必须加强领导的地方。

冠病大流行有可能使世界陷入一场灾难，但这场危机也为各国政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去实施相关政策改革，不仅应对短期的公共卫生挑战，而且可以增加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虽然世界各地的人都对危险和机会之间的关系有着各种有趣的解读，但汉语中的“危机”一词确实分别由“危（险）”和“机（会）”构成。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应把握时机，不要让冠病危机所带来的机遇白白溜走。

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及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英文原题：Beating COVID-19 and the Economic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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