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古式抗疫 西方国家再思法律天秤

时间:2020-04-02 08:1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01观点

最近西方世界之新闻报道,经常出现“严苛的”(draconian,或译“德拉古”)此一生字。英国首相约翰逊便于3月23日宣布一系列“德拉古式措施”(draconian measures),包括禁足、停市、禁绝社交活动等法令,以对抗日益严峻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德拉古”一词源于古希腊政治家德拉古(Draco),他于公元前七世纪为雅典写下首部成文法,被视为古希腊宪法先驱。不过由于其律法极为残酷,几乎所有罪行包括偷菜都会处以死刑,亦令后世以“德拉古”作为严刑峻法之代名词。就连小说《哈利波特》内之奸角跩哥马份(Draco Malfoy)亦是以德拉古命名,是现代人最为人所知之出处。

雅典人所认识之德拉古,与现代人大有出入。其写下首部成文法,取代昔日雅典人以口头形式及“私了”方式之仲裁制度。德拉古首度区分谋杀及误杀两种观念,又将法例刻于三角锥形石碑之上供所有识字之民阅览,改写昔日特权阶级可任意以口头方式更改或诠释法律之不公现象,建立了有法可依的法治概念。亚里士多德后来于着作《雅典政制》中,便推崇德拉古宪法为史上首部成文法。但由于德拉古宪法极为严荷残酷,如负债人社会地位若比放债人低便会强制成为奴隶、偷菜会处以死刑等等,有以人血写成之称,两个世纪后德拉古宪法被尽数废除。

从德拉古到罗尔斯

不过德拉古同时亦为民主制度之先行者,其于战神山议事会(Areopagus)之外首度引入四百人议会,并由所有有作战能力之自由身之男子民选产生,奠定日后雅典民主政制之雏型。此批民选代议士亦发挥财政审核及监察作用,并以由执政官组成之战神山议事会作为法律捍卫者,审视此批公职人员有否依法办事,为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之法治理念提供基础。传说德拉古因受雅典邦民热烈爱戴,到剧院时遭支持者投掷帽、衫、褛等以示敬意,令其窒息致死。然而由于对德拉古宪法描述最详尽之《雅典政制》直至1879年方于埃及出土,德拉古之事迹并未广人所知。

严刑峻法及民主政制看似水火不容,在古希腊却是环环相扣。毕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之法治观念,为维持民主政制良好运作之基础。然而经历逾千年后,西方对法治及民主观念的理解亦有翻天覆地之变化。17世纪英国内战之满目疮痍景象,激起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于《利维坦》中之“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想像。在此自然状态下,人类孤独而卑微,随时丧命于战乱或饥荒,只有跟君主达成一个“社会契约”,将个人自由转移至如同“利维坦”拥有绝对权力之君主手上,方可换取君主对自身性命的基本保障。

霍布斯身后,洛克、卢梭、罗尔斯等社会契约论者,皆在霍布斯理论基础上不断改良。洛克称除了性命以外,自由与财产皆为不可渡让之人权,并认为君主若拥有无上权力反会威胁个人性命。卢梭称社会契约之目的为彰显“公意”(general will),提出主权在民之概念。罗尔斯更主张社会契约之目的为臻至分配正义,提出了对社会所有成员一律公平即为正义,此亦跟以法达义之法治观环环相扣。法治观念及政府角色于两千年间经历彻底改变,无怪受昔日雅典邦民爱戴,被视为民主及宪法先驱的德拉古,今天只留下等同严刑峻法之代名词。

什么是广大社会之福祉?

随着百年一遇之世纪大疫肆虐全球,德拉古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多国领袖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约翰逊亦重申应对疫情,不得不施以德拉古式措施禁止疫症蔓延,减低急速飙升之染病及死亡人数。此让人联想起英国内战状态,人命突然显得卑微,而政府权力亦急速膨胀如《利维坦》所言般,甚至干预人民之行动自由。不少人忧虑政府权力过大,侵害国民基本人权,削弱民主基础。然而不论霍布斯、洛克、卢梭抑或罗尔斯,国民性命及社会公义皆为政府于社会契约中保障人民之基本义务,而各民主政体采取之禁足、停市、封城令,终究是为了广大社会之福祉。

当然民主制度及德拉古式措施并非没有矛盾,如民主国家韩国以监控系统追踪疑似患病者,主动介入国民日常生活以遏制疫情扩散,为对私隐甚为敏感之西方国家所抗拒。个人自由及社会福祉之间,法律之天秤要向何处倾斜,考验为政者及国民之智慧。始终民主政制之运行不能单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之形式,也需要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之以法限权,以及彰显人人平等,公平及正义之以法达义等原则。古希腊德拉古之严刑峻法虽已不为现代人所苟同,却同时亦为现今法治及民主概念之先驱,此也反映出法律本身之演进及多重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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