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

如果要着手应对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经济和金融后果，首先肯定要翻查更早以前的危机先例及其补救措施。有很多人认为，最为相关的案例，莫过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在美国联邦储备局3月15日宣布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行动之后。但这会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失误。

那些在11年前奏效的方法，如今不会起作用。冠状病毒大流行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反面镜像，必须有针对性的政策应对手段。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是一场给实体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的金融冲击，冠状病毒疫情则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因此，包括区域封锁、运输禁令和限制公众集会的严苛疫情遏制手段，冲击了实体经济，给企业、工人和金融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所采取的史无前例行动，既恰当又具有决定性，矛头直指冲击的主要根源：对金融体系的毁灭性打击。美联储在这次的冠病危机中却无法发挥相同的作用，因为它正忙于应对一个次要冲击：主要冲击所产生的金融影响对实体经济的破坏。

事实上，必须将美联储的应对视为解决冠病危机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手段。至少可以说，美联储在此扮演一个微妙的角色。

美联储在危机时期的政策制定必须始终保持谨慎。随着危机加剧，美联储肯定会处于一个艰难的处境。然而，它罕见地在3月15日宣布采取紧急行动（距离定期政策会议召开只有两天）所传达的紧迫感，无疑加剧了投资者的忧虑，并引发了流动性危机迫在眉睫的传言。不过事已至此，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美联储多等几天再出手是否会更明智。

然而，这一事件凸显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已变得过于仰赖货币政策来摆脱世间所有的困境。在美联储星期天突然出招之后，这段时间所暴发的金融市场大屠杀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央银行曾有效为2008年底和2009年初市场暴跌划定底线的“大火箭炮”（big bazooka），不仅是应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错误武器，而且缺乏实弹。

当然，这一直以来是一个极大的风险。由于未能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实现政策利率正常化，在应对必然来临的下一次冲击时，各国央行拥有的选项并不多。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下一次冲击永远与上一次不同，但似乎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以上次危机为蓝本的政策、法规和经济结构重设上，所以也可悲地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准备。

应对危机只能从根本上想办法，而在这场疫病大流行中，必须将重点放在病毒遏制上。这须采取迅速且具有开创性的行动，首先把力量集中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遏制和缓解病毒传播的相关科学研究上。

有人将疫情与战时类比，以强调当前所需政策的规模和范围。尽管这是适当的，但前提是必须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共识，而这种政治共识在当前极度分化的环境中非常稀缺。遗憾的是，国内两极分化、国家保护主义和全球各自为政等三大因素的结合，使得我们尤其难以共同应对全球问题。

跟过去一样，危机过去后，人们都会深刻反思当时是如何陷入困境的，而其中肯定会重新评估一度被穷国和富国同样视为经济灵丹妙药的全球化。借助世界贸易的急剧扩大，以及相伴而来的全球价值链爆炸式扩张，相对贫困的发展中经济体可以扮演生产者角色，来减少自身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而作为消费者的发达国家，则可以买到更廉价的商品（也逐渐包含很多便宜的服务）。这种全球化的“双赢”局面，几乎说服了所有人去为其买单。

不过，全球化也导致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不幸地迷恋于经济的迅猛增长：增长越快，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赢面”就越大。不幸的是，这忽视了增长的质量——不只亟须在缓解疾病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冠状病毒危机已经暴露这个问题），还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因为有关气候变化的证据已非常明确。

全球金融危机的剧本，原本是为面对经济增长数量不足威胁的世界写就，因此无法为一个因增长质量缺失而遭遇冲击的世界提供答案。货币和财政政策可以缓解金融市场，以及那些受重创企业和社区的短期困扰，却无力满足遏制和缓解疾病所需的当务之急。

目前的广泛共识是，重新启动全球增长引擎的最佳办法，是压平各个国家和全世界的冠状病毒感染增长曲线。这必须是决策者在这场危机中的绝对焦点，而不是采用上一次危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模板。

历史已经证明，现代世界经济在遭遇负面冲击后的韧性，也为一场自我创造的反弹提供了希望，但这一切只能在遏制冠状病毒之后才有望成为现实。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管理学院高级讲师，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主席，著有《失衡：美国和中国的相互依存》（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书

英文原题：The False Crisi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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