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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状病毒疾病突如其来的肆虐，不仅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国际新闻事件，也成为科学研究领域的中心热点。国内外无数科研工作者在这场战役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跟精力，其中中国科研工作者的表现尤为突出。

在疫情暴发一个月之后，中国科研工作者就成功提取病毒的全基因序列，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受到举世的称赞。然而，在这次疫情的检视之下，也暴露出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些问题。

首先，“科研是为了论文而发论文”的现象相对突出。在这场疫情暴发之后，许多中国科学工作者获得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千载难逢”机会，报道了许多病毒相关的流行病学和生物学信息。

其中一件颇为争议的事，是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的论文，提出了2019年12月份即存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描述。该论文的作者群中，既有作为中国疾病预防的领军人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些流行病学专家，也有疫情临床一线金银潭医院的领导。

然而，疫情初期在武汉两次调查时，向社会发出了冠状病毒没有明显人传人的言论，误导了公众对疫情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中国官方指导政策的依据。

作者后来解释说，之所以出现言论矛盾，是因为他的论文是基于一个回顾性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暂时缓解公众对研究者言论相左的讨伐，但如果事实真如公众所担心的那样，就是他明知道疫情早期即存在人际传播现象，却在公开场合发表违反事实的言论，其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显然存在问题。

另一件事是复旦大学张永镇教授团队在第一时间分析了冠状病毒的基因数据。在抗击病情的关键时刻，如果选择撰写论文来分享这个数据，需要一定的时间。张永镇教授团队选择将破解的病毒基因信息，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上共享，以节省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时间。

然而，南开大学高山教授团队，在没有与张永镇教授团队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利用其共享的信息提前抢发了论文，一时间引发了舆论对科研工作者操守的讨论。

科研工作者，应当秉持追求和捍卫事实真相、尊重他人的智力成果、合作分享和互利共赢的研究精神。发表论文并不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其次，论文与职称、绩效等考核挂钩的评价体制，让人有考核不公的担忧。2003年的沙斯疫情，既给中国社会带来灾难，也为一些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救国救民”的机会。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在这次疫情当中发表了许多论文。日后考核时，这些都成为他们升职评先的依据。

中国的科学研究评价体制带有明显的结果导向性，论文数量、发表刊物的等级，与考核结果密切相关。这些驱动力也是驱使在这次疫情中出现“井喷式发表论文”现象的原因之一。

然而让人诟病的一点是，在临床一线工作的医务工作者，恐怕并没有这样的时间撰写论文。一些人讽刺道，战士在前线拼命的救人，一部分研究者在后方拼命收数据、写论文，按照传统的考核评价体系，事后评价时，获利者恐怕是发表论文多的人，不免让人觉得有些不公。难怪有人说，大家能不能留点东西给前线的人回头写，不要让真正付出的人，白白流血流汗。

第三是，中文论文与《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之争。长久以来，数据库的收录与否成为评价期刊、论文好坏的标准之一。影响因子，更是评价论文的核心。在考核上推崇英文论文、SCI论文的体制之下，中文论文已经沦落为弱势的一方。客观上讲，相当一部分中文期刊存在着评审不够严谨、刊物水平参差不齐、论文考核利益回报率低的现象。

因此，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一般多倾向于发表在英文杂志上。这次疫情暴发之后，这个现象更为突出。大量优质论文集中在SCI刊物上发表，鲜少在国内刊物上出现。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当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并不具备有快速阅读英文论文的能力。

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期刊上，有些人认为会影响学术研究在中国国内的交流。中国的有关部门也注意到这个现象，近些年来也尝试鼓励论文发表在国内刊物上。但这些现象的原因不解决，研究者还是会“用脚投票”。

近来，中国科技部也意识到这些问题，连续发文，试图“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的不良导向”，要求“论文发表数量上，中国国内期刊数量不少于三分之一”。然而，如何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似乎还没有定论，而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作者是医学博士

法律硕士

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