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不讲价值观，只作为单纯而致命的人类公敌存在，但是许多国家、许多人还是把2019冠状病毒的疫情给彻底政治化了，甚至当成了价值攻讦的大好机会。这是造成许多西方国家被动的关键原因之一。

冠病疫情的“黑天鹅”成色显然比2008年金融风暴更足，它的冲击力远远超出了金融领域。因为病毒摧毁的是“人力”这一主体性的生产要素，再好的经济失去了主体，生产、贸易和消费都将无以为继，撒多少钱可能也无济于事。

而且，当疫情不期而至时，全球仍然沉浸在金融危机之后的顺周期里，按照相对稳定的预期，一边印钞，一边努力地争夺着越来越捉襟见肘的贸易利益。在这样脆弱的时刻，谁都厌恶意外的发生。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已经影响到周期的顺畅，而像冠病这样级别的灾难，改变的将是周期的性质和方向。长久的货币刺激和日益僵化的企业盈利模式，本来就使全球经济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打击？

政治通常不讲周期，历史上也只有跨世纪轮回的霸权国家兴衰周期。但选举是有周期的，特朗普按照商业思维的方式来讲政治，从而使选举的功利性和周期性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跟股市、关税、货币政策等全都绑在了一起。

选举之年，正当一切都符合计划，临近收获之际，最忌讳冠病疫情这种无妄的意外，搞不好一切都得从头再来，而重新确立优势谈何容易。所以，面对冠病疫情，特朗普就算无法再把它当成别人家的事，起码也要说成是别人惹的祸。

冠病疫情是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危机从来都需要集体主义。历史上的战争或自然灾害都曾反复印证过，那些危机当前却又无法形成合力的国家，最终都遭受了失败。但集体主义不符合当今西方社会的氛围，不符合用以维持战后体制和最终赢得冷战的价值观。

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下，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意味着所有的公共事务都归为政府的职责，如果出于某种需要，跨越法定或者公认的边界而去限制个体自由，将导致引以为豪的价值体系无法自洽。因而，公众不愿，政府轻易也不敢去做，即使是为了疫情。

但正是自由主义的泛滥造成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危机之后的应对措施林林总总，归结一条无外乎就是强化对市场的干预，依靠更严苛的管制稳住金融市场；自由主义显然也左右了选举政治，否则，西方面对日益民粹化和极端化的政治倾向，也不至于束手无策。但政治体制的自由底色更重，尚且没有政治人物敢去触碰。

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本来就非截然对立的关系，只是人为地根据两者的配比不同而划分出了所谓的“价值观”。病毒没有价值观，但可以借助人类的价值观四处扩散，如果真正权衡过公众安全与政治利益的轻重，显然应将疫情防治，而不是那些周期性的选举安排放在首位。

就在不久前，冠病疫情还被当成做空中国的大好机会，一场本该共同进退的公共卫生事件，却泛起了历史沉渣、文化歧视、种族主义、体制攻讦等无数罪恶。连中国代价巨大、利人利己的应对措施，也被贴上种种不堪的标签。

但实践证明，这些被反复污名，与价值、体制等深度关联过的措施行之有效，且可能是同纬度国家应对病毒唯一可行的路径，甚至直接学习中国的做法反倒成了当务之急。

尽管如此，面对自我证伪的窘境，无论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还是长期依赖的思维定式，许多西方政治人物仍然不可能做出真正有利于大众的选择。

疫情终将过去，但附加在病毒之上的那些角逐不会停止。与防控手段相比，医疗水平更能佐证能力的高下。因此，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制成了新的赛场，科技突破不仅有利于防住疫情，还能成为之前那些正确或不正确言行的终极证据，的确事关重大。

但也正因如此，可以预测，未来科研成果的分享仍将受到政治上的困扰。而且当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之际，出于选举的考量，以及对疫情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归责的需要，对疫情暴发较早的中国，新一轮裹挟着价值观的舆论攻击，必将卷土重来。

如果疫情所带来的冲击迟迟无法消退，损失不断扩大，民粹主义高涨，则可以用来展示能力和转移矛盾的各种极端情形都有可能出现，包括武装冲突。那种局面之下，无论政治人物，还是普通民众，都将身不由己地走入自己所编织的牢笼。

与其如此，不如放下价值冲突和利益之争。当下，还是让病毒优先吧。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