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病19疫情

早点北看记

韩咏红

30亿——这是至今全球因冠病疫情而被令“居家避疫”或活动受限制的人口总数。在几天前（22日），这个数字还只是10亿，随着英国、新西兰等国家加入，被“禁足”人口已经迅速膨胀到30亿，相等于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印度的13亿人口从星期三凌晨以后就不准踏出家门，印度总理莫迪直接说，这就是戒严。

回想起来，当冠病疫情还未在西方世界大规模扩散时，《纽约时报》2月28日就指出，用中世纪的封关锁国方法防疫，虽粗暴且侵犯个人自由，但如果执行得够及时，能够拯救不少生命。报道也引述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疫情扩散到美国只是时间问题，可惜美国社会仍普遍以为冠病只是中国的事，而今全球确诊病例逼近50万，美国成了又一个“震中”，《纽时》上述报道一语成谶。

30亿人口行动受限，全球航运业旅游业大萧条，“锁国”地区的经济活动暂停；处在生命与健康危机下许多国家倒向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从禁止口罩出口到禁止粮食出口……这一切都让中世纪城堡生活的感觉更为逼近。

与“城堡现实”相应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全球产业分工、开放自由的跨国贸易体系，以及人员与企业能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格局，看似正离我们远去。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萊特（Robin Niblett）最近就预言，冠病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尼布萊特认为，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崛起已经激起美国两党一致主张与中国科技和知识产权脱钩，甚至要施压没有与其采取统一战线。这场冠病疫情，更迫使政府、企业、社会纷纷强化产能以应对长时间的经济自我隔离，在这种情形下，世界要回复到此前互惠互利的全球化就更加不可能。何况，那些因抗疫不力失分的政治领袖，很难抵御诿过于外的本能，这将让国际合作更为困难，纷争更为尖锐。

尼布萊特认为，我们所认识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如果我们从冠病对全球化动力的影响分析，这个趋势就更为明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产业链分工为标志的全球化，其核心推动力是经济逻辑与逐利目的，即通过分工来转移或挤压成本、提高效率，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并希望所有参与者多多少少都分到一些。事实证明，最终利益的分配远远谈不上公平，全球化创造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寡头手中，个别企业与富豪甚至能够超越国界去进行资本运作与避税，还侵蚀了国家的经济与税收主权。

然而，既然其推动力是逐利，也就是说全球化参与者是来同甘的，不是来共苦的，不是来分摊危险的。当出现区域性或者全球瘟疫，威胁到人类最本质的存在时，国际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一幕就如期而至。近期意大利深陷冠病苦难，却得不到欧盟的援助就印证了这一点。

小小一枚口罩也充分暴露了一国将产业外移，过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弊端。欧美国家的口罩供应链外移多年，近期就出现了口罩供应危机，俨然形成国家安全隐患，欧洲还发生德国截留瑞士口罩的事件。这些经验都会促使各国领导人和企业对全球产业分工与国家安全的重新权衡，更多国家会将核心物资供应放在国境之内，避免为追求效率而牺牲安全保障。

当全球化遇到逆流，我们将迎向比较不开放、经济增长较慢和自由度较低的世界。届时，大国可以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与供应适应新形势，小国的生存则会面对更大挑战，更欠发达国家的困难恐怕更严峻。

当然，取决于这次疫情持续时间的长短，结局还存在非常多变数，未必像尼布萊特预言般悲观，也可能全球化的重心将东移，中国成为新一波全球化的推手——在最近几个星期里，中国已经雄心勃勃地力推“疫情外交”，不过这也可能激起美国与西方世界的反弹，激化中美对立甚至文明的冲突。

无论如何，疫情后的世界将跟今天的不一样。回归城堡生活只是一种比喻，但是全球化放缓显然已不能避免，任何国际潮流都有周期性，冠病疫情如果能促成一种更平等、更有助于维护在地利益与文化的全球化，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是各国为政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只要国际合作的需要与利益仍在，新的合作方式也会自然产生。反之，若疫情持久不消，则不仅全球化难以维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文明冲突都可能发生，这也是不得不警惕的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