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社论

在武汉封城两个月后，该市下达了解除封城限制的“离汉政策”，取消市内跨区卡点，持有健康码“绿码”的居民可以自由进出，公共交通也将逐步恢复。尽管武汉累计有五万人确诊，两千五百人死亡，至今仍有数千人接受治疗，但近日已无新增确诊病例。两个月的封城，武汉市民以牺牲个人自由阻挡新冠病毒向外扩散，也向世界证明严格的封城确实有效。

这个当初被视为“残酷”、“集权”、“不人道”的武汉封城课题，现在轮到疫情严重的西方国家来演绎了；但是，人们能看到更自由、更民主、却同样有效的封城模式吗？过去两个月，外界看到中国各地如何粗暴执行隔离管制：警察砸毁民众的麻将桌，管理员将居民住家大门以铁条封住，邻省居民挖断马路以阻绝湖北人进入。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批评，中国用“对待动物”的方式管制人民；拥有澳洲籍的女性拒绝接受居家隔离规定，坚持不戴口罩要出外慢跑。这些，除反映了东西方的价值差异，恐怕也存在着人们面对病毒的无知和顽固。

对疫情管制的抗拒或漠视，在台湾也有颇多例子。例如，依规定应该居家检疫的人却出外趴趴走，完全不觉得自己可能将病毒传播给其他民众。再如，因为学校停课而应居家管理的高中生，却出现在阿嬷的面担帮忙；虽然孝心可感，却有违防疫隔离原则。再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上淳之子，身为医师却在疫情期间出国看球赛，固辩称美国当时仍未列为“三级”故不违法；但政府二月即下达禁止医护人员出国令，难道只是说给普通基层庶民听的？

这波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人类最大的考验，不是加深了我们对未知的恐慌，也不是如何抢购口罩等物资，而是强迫人们必须和他人保持距离，必须强制改变“乐群”的习惯，包括牺牲个人自由。这点，正是公卫专家教大家在防疫期间必须自我练习的一课──“社交疏远”（social distancing）：要省去平日见面时的握手、拥抱、亲吻等礼仪，排队时应采取“芬兰式距离”，彼此应相隔在一公尺以上，这都是疫情期间必须不断练习的新社交法则。

从这个角度看，不论是小至接触者或归国者的居家隔离，或是诸如武汉那样的封城，乃至近日全球许多国家都采取的“锁国”，都可以算是不同程度与规模的“社交疏远”的实践。一名以色列医师最近极力告诫年轻人：回家时，“千万不要拥抱阿公阿嬷”，他就是在倡导“社交疏远”的练习，避免把病毒带给家里身体健康比较脆弱的长者。

事实上，“社交疏远”并不是最近的发明。百年前，西班牙流感疫情大流行期间，美国就采取了关闭学校、关闭工作场所、取消群众活动等措施，目的就是避免人潮聚集而产生不必要的交叉感染。当时，科罗拉多州的甘尼森宣布封城两个月，不准任何车辆进入该城，使当地在疫情之中无人死亡。研究还发现，“社交疏远”措施必须严格落实，才会有明显效果；学者比较了当时费城和圣路易两市的作法，费城的关校、禁止公众集会等措施慢了五天，传染率因此高了三至五倍。这类的教训，都记在历史上，只是人们忘记罢了。

两个月前武汉封城时，全球都在看北京要如何抢救中国的绝命的危机；但两个月后，同样棘手的问题落到了义大利和美国手上。尤其美国，二十二日一天之间增加了八千三百多例确诊者，使得累计确诊数骤升到三万五千多例，特朗普总统面对疫情而不作为使危机不断扩大。同样的，中国大陆除面对境外移入案件增加，也要小心境内本土案例重新复发的可能。未到最后关头，谁也无法宣称胜利，人们必须不断练习社会疏远的冷酷习题，改用网络来表达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