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时报社论

当新冠病毒（COVID-19）传播到世界各国，各国政府治理能力呈现出来的是，手忙脚乱，力有未逮，鞭长莫及。超越国家疆域的全球化年代，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世界一家，让病毒的传播更加迅速，但对于如何防疫及因应对策之研拟，则是众说纷纭，甚至演变成为政治口水战。

现代社会，很多政策问题是跨国界、跨科际，从提高农粮生产、促进社会福利、保护环境生态、乃至于因应全球暖化，而推动节能减碳和温室气体减量，种种涉及在既有政府体制之内，让政策能更接地气的有效运作，已经从“数字会说话；真相只有一个”的技术理性年代，进入到“你看到的事实，真的存在吗”“后-真相”（post-truth）之年代。

当代医疗照护政策让全民受惠的，莫过于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全民健保，以及欧陆各国结合社会福利和健康照顾、不一而足的制度设计。由于本世纪20年来，美国境内的流感及其造成的庞大伤亡并没有停过，但几次蔓延的病毒从伊波拉病毒到SARS和MERS，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幸免于难的安全国度。对于政府而言，公共卫生与医疗照护政策的重要性，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关的政策场域，毕竟要比美国更重视一体适用的公民权利。

此次扩及欧美国家的疫情大爆发，欧盟国家面对美国对之全面禁航的政治形势，诚属前所未见。义大利政府仿效中国大陆封城/锁国的“魔系”战法，对于其他欧盟国家与伊朗和中东国家“全境封锁”的影响，是全面性的政策主流。然而，政策的学习与移植经验，在中国大陆的政府体制下适用而且看来有效，能否适用于欧洲和中东其他国家，则必须被打一个大问号。

在此期间，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民众勤洗手、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认为六成民众感染就自然会产生免疫抗体的“佛系”思维，则被外界强力抨击。就过去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来说，欧洲国家应该有比美国更大的医疗照护能量。以1948年全民健保施行典范的英国来说，1999年布莱尔首相就开始重视以证据为基础（evidence-based）的“循证”决策，特别是伦敦大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合作对象，是位于牛津、以流行病学家考克蓝（Cochrane）为名的医疗实证资料机构，依据相关的医药健康资讯为基础所做成的决策与政策设计，也成为各国政策科学研究领域在过去20年的显学之一。

有鉴于该机构图书馆（Cochrane Library）拥有举世闻名的医学资料库，而英国政府对于此次疫情管控与公共卫生的重大焦点事件之言论，备受国内政界和学界人士揶揄嘲讽，实为对于该非官方组织标榜：“值得信任的证据，知情的决策，更佳的健康”（trusted evidence, informed decisions, better health）之无知所致。

简言之，各国医疗体系的制度不同，对于施行25年全民健康保险的台湾来说，针对特定对象的“锁国防疫”对策，截至目前表现亮眼。但仔细观之可以得知，在李登辉总统时代、连战当行政院长，于1995年3月1日施行至今。该政策是很典型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政策，“生、病、死”全包的政策，有钱好办事，但却也是用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堆出来的。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要做到全民的风险共同分摊，费用共同分担，则就少不掉保费的缴纳；从开办时的2,230亿，到去年（2019年）突破7,000亿的健保总额，在此次防疫期间，发挥各国政府所缺乏的政策执行力。无论是健保卡实名制一系列的相关措施，还是地方药局可以配合政府做为发放口罩的据点，等于是17年前SARS之后对于迄今施行25年的成果检验。但其代价则是，2019年的亏损266亿元，2020年亏损更可能突破400亿元。

面对全球扩散的病毒，传统重视政策规划与方案设计的“多思多谋”，固然对于政府治理能力很重要；但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恐怕更重要的是必须即时回应民意需求的“果决果行”。从问题爆发、资讯的研判分析、配套方案拟订、在不同阶段做出必要的决策，最后再付诸施行。这整个过程涉及到的是“人”（人性）和“政治”，所以，并没有真正的标准答案。

随着病毒的全球扩散，完全不同体制与国情的政府，采取相同、但却可能缺乏执行力的政策，正凸显出“当病毒遇到政治”的困境。在接收来自多元政策资讯的同时，“谁”在“何时”、“如何”将“什么”落实到最基层，成为标准化的防疫作业流程，是此次防疫成败的关键；而现阶段的任何绩效，则是整个环节所有医药护理人员、被政府征用物资人力厂商共同努力的成果。面对莫衷一是的病毒资讯与证据，民众“知情”（informed）的决策制定过程，任何的政策建议都需要更多的沟通传播，而这才是政府应该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