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2019冠状病毒肆虐各国，世界在过去两星期日渐迷失，股票市场反映人们的焦虑和不安。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与病毒“作战”，英国首相约翰逊形容其为“战时政府”，美国总统特朗普动用战时法律《国防生产法》。如果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与疫症搏斗的无形战争，防不胜防而且更多未知，世人的不安只怕未到尽处。

“世界事实上正陷战争（对付病毒，幸而非对付彼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师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社交平台如此说。诚然，多国医院超负荷，每日死亡数以百计，市面渐见萧条，学校和教堂关门，口罩等“战略物资”短缺。单看此等描述，的确与战争状态相似。分别只是病毒无形，疫症穿透国界，相比战场明确和炮火集中的热战，面对挑战是的全社会上下。

挑战一：社区控制疫情

按疫情区分，大约可分为四种程度：没有个案、零星个案、群组个案、社区感染。香港1月下旬出现零星个案，至2月上旬出现“打边炉家族”，便已进入群组个案阶段。有赖围堵策略之功，此后纵有太古城工程师、北角佛堂等群组感染，香港始终尚未社区暴发。相比之下，内地武汉、韩国大邱、意大利北部等则为社区感染，病毒基本上已经扩散开去，难以再追踪传播链，更遑论阻截。

香港维持在群组程度逾月，不代表与社区感染距离很远。事实上，疫情的恶化可以比我们想像中来得迅速。周一至周四（3月16至19日）分别新增9宗、10宗、25宗及16宗个案，多人在潜伏期间有外游记录，证明疫症已由境外回流香港。而冠状病毒的基本传染度（R0）超过2，返港人士一不小心，30宗可在数天之内变成90宗，一两星期时间足以演变成社区暴发。持之以恆的公共卫生及保持社交距离，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挑战。

挑战二：医疗体系作战

第二挑战是对医疗体系的。当疫症在社区暴发，正如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大量确诊者会使医院吃不消。这场“战争”若有具体的战场，那便是医院，考验医疗体系的承受能力。床位方面，资源再充足的医疗体系在疫症大流行之时也难免不敷应用，武汉建造火神山医院，正因为要大量床位安放轻症患者。人手方面，医护压力沉重，意大利不少应届医科毕业生已要匆匆“上阵应战”。严峻时期，医护甚至要决定个案分流及救人次序。

连享誉的英国NHS也可能被压垮，流感高峰期也资源紧张的香港没有不忧心的理由。政府顾问、中大教授许树昌便指出，香港一旦大规模暴发，公立医院病床爆满，轻症患者可能只得在家隔离治疗。

挑战三：疫情下的经济运作

第三挑战是对经济的。经济和金融有密切关系，但始终不同。美国联储局两周内紧急减息共1.5厘，也无法阻止美国股市暴跌，正因为当前世界面对的是经济活动停顿而衍生的衰退，而非2008年金融海啸般的资金流动问题。在经济高度金融化的21世纪，不少政府依赖利率调整等金融或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但对于当下的经济问题，包括大量饮食及服务从业员失业，此等措施显然无济于事。

香港政府采取扩张措施，大幅增加开支甚至全民派钱，理念是正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论及美国的救济措施时亦引此为例。但经济活动随疫情持续停顿，退税、派钱、失业津贴等除了能让市民袋口多个钱外，能否为经济注入动力却不无疑问。如果历史可以为鉴，19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斥公帑制造大量需求及就业机会，19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扩大公营社会保障，便说明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各地政府必须跳出1980年代以降的市场至上思维。

即便今天的政府未必要立即增聘人员，或如战时般徵召劳动，但如何製造需求及调整经济活动模式，使之能在疫情持续期间维持运作，实为当务之急。由资助生产口罩和医疗设备、投资网上教学到普及非接触型经济，市场或碍于不确定性及负面预期而不敢大举投资，政府更应不惜赤字地进取推动。这既是为经济循环注入动力，亦是协助社会适应疫情下的非正常生活。即使疫情可能持续一年半载，但若社会找到了替代的运作模式，对经济重拾一定的预期，焦虑和不安便能大为减少。这场“战争”，或许现在只是开始，各地政府的领袖准备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