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慧麟

新冠肺炎疫情失控，蔓延全球。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成为重灾区，英国政府的回应，着实令人吃惊。这次疫情考验的，就是各国公共政策，对这类大规模疫症的处理及回应。

“恐惧”变成风险管理

近代社会理论有一个显学，就是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即是一个国家如何管理及控制风险。但是，“风险”的诞生，却是源于“恐惧”。“恐惧”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及反应。人类面对生命的威胁，就会感到恐惧。人们面对不能预知的情况，也会感到恐惧。所以，几千年来人类的发展，与管控“恐惧”分不开：面对猛兽的攻击，人类要发展武器；面对狂风大雨的威胁，人们要学习在山洞居住等。

科学的发展，是要告诉平民百姓：在理性及科学的态度下，其实“恐惧”是可以克服的，可以管控的。方法就是利用科学的理性，例如数据等，让一般人觉得，在科学分析之下，虽然某些天灾人祸下，生命会受到威胁，但机会率就比较低。又或者，在科学分析下，某些天灾人祸的机会率比较高，市民大众应该有防范的措施。100多年来的科学主义下，“恐惧”原来可以理性化，可以数据化，也可以将其“风险”化。“恐惧”变成风险管理，变成了一堆数学模型。恐惧不再是人类的本能反应，而是变成可防可控可量化的“风险”。而且，“风险”是可以计算的，可以用保险来防避，兼且保险还可以是金融化产品，可以炒卖的。假如有一天，你不幸因为天灾人祸而有损伤，保险是有得赔的。

这些管控“风险”的专家，几十年来都说，日防夜防，当然总会有些让人感到意外的极端事情发生（即是法律上所谓的“不可抗力”），但是，绝大部分的意外情况，都是可以预知的。可以预知即是代表可以管控。预计不到的意外，则有保险包底。100多年来，大部分人其实都相信（甚至迷信），现实上好多风险均是可管可控，而且这个管控背后的一套科学精神及理性的分析体系，是现代人的文明精神及社会特征。

“风险乌托邦”不会发生

先在这里纸上谈兵：要做好管控风险，减少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市民相信科学，相信基于科学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大家跟着这套理性的思路去做事，任何风险都可以减到最低。要做到这里，除了各界市民，都相信及坚持这套科学及理性的做法，专家在决策时要开诚布公，发布信息尽量把信息公开透明。只要大众跟着专家的建议积极面对及处理眼前的风险，理论上就可以令社会减少恐惧，令社会“重回正轨”。

但这种“风险乌托邦”的情况，当然不会发生。因为一来，每一个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存在参差。社会上总会有少数人认为，现代科学观一点也不科学，不信也罢，宁愿相信直觉。而且，假设全世界的人，都相信科学，但正如前面说过，恐惧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人们对于“风险”及“恐惧”的接受程度，亦有差异。有些天灾人祸，对某些人来说，只是小事一桩，但对于受害者而言，却是十分恐惧的。这种各走极端的想法，在讲求多元及自由的西方民主社会，是正常的。问题是，政府该如何“管控”这只令人“恐惧”的怪兽呢？

管控武肺突显各国差异

这次西方国家管控新冠肺炎的情况，可谓裙拉裤甩，正正是突显各国，即使人们好多都相信所谓科学及理性，对于处理“恐惧”问题的差异。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政府信靠的专家，初时是利用数据，以及流行病学累积下来的经验及案例，加上现在国家的医疗体系的局限，认为用相当“佛系”的“集体感染”方式，更为有效。但是，有另一些专家，同样参考数据及案例，却认为香港、台湾及新加坡式的“防堵”模式，可能更为有效。

资讯爆炸下 市民更恐惧

一般市民呢？他们从个人经验，传媒报道及社交媒体，看到欧洲大爆发而封关，其他国家的防堵方式可能更为有效，但是却没有办法去判断，究竟是英国专家的接近“佛系”的“集体感染”方式较为可行，抑或是防堵模式较为有用呢？于是，市民在资讯爆炸之下，反而变得更为恐惧，而且，他们在媒体上见到病人的痛苦、医护人员的辛劳，感同身受，加上政府又叫市民有咳嗽及发烧病征要在家自我隔离，人民在没有可行办法下，唯有去抢物资自保。英国政府在市面大乱天怒人怨，加上美帝也对英国封关，也只好用“围堵”方式打击疫情，但已经落后于疫情了。

香港、台湾及新加坡的围堵模式，抑或是另一派公卫专家在英国提过的佛系模式，孰优孰劣，日后在公共卫生政策的讨论方面，相关专家一定会没完没了。但这次疫症背后透视的现代社会及科学伦理，又是另一些社会学家及哲学家讨论的问题了。

作者是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