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上周五（13日）刊登评论指，若美国一早仿傚香港或新加坡的防疫举措，疫情相信较目前好。新冠疫情近数周在美国及欧洲大爆发，很多西方国家应对手足无措，于是产生了一系列“学习中国”、“学习韩国”、或是“学习香港”之类的提议。纵然国家之间的国情不尽一样，抗疫方案往往不能搬字过纸，但这些“学习论”也有一点值得国际社会反思——政府积极与及时的干预措施是必须的。

近代西方社会在经历过二战和纳粹政权后，普遍对于政府有不信任感，担心权力过大的政府会点捻新的战火或成为人民自由的威胁。但政府在经济上还掌握了“再分配”的重任，尤其二战后百废待兴，欧洲不少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为国民提供较理想的生活保障。

1980年代起“小政府”

惟1980年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兴起并在欧洲风行。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及欧盟都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新自由主义提倡企业私有化，政府只是经济最后的守门人，尽量不对经济行为干预和参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使西方政府在经济上的功能被进一步削弱，“小政府、大市场”更被奉为圭臬，不少人迷信大部分事情可交由市场机制运作。

“小政府”的理念或许适合于一时，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却暴露了其弱点。新自由主义过度信任民间“自行解决”的能力，同时过度否定政府干预的合理性，致使政府习惯不作为。事过境迁，西方在金融危机后一致齐心“放水”以量宽化解了危机，同时似乎又“好了疮疤忘了痛”，继续囿于“小政府”的意识形态。事过十二年，新冠肺炎无疑是对“小政府”的另一波冲击。

应对疫情，西方国家普遍得出了政府必须采取更强而有力的政策应对。这甚至不是由上而下的认知，而是民众由下而上的反思。早前英国政府提出“群众免疫”的消极抗疫措施，马上遭到民意强烈反弹，甚至乎有人联署要求仿傚意大利封城。抗疫时期，以往重视下层结构的方法不再有用，社会必须有更高层次的整合和统筹，让人力、医疗物资等各种资源能更快更好地运用。事实上，边境人流控制、物资分配、封城举措等具体抗疫手段，都不是个人或地方所能做到，无一不是需要有能政府的安排。早前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Andrew Cuomo）指州政府虽已尽力，但除非联邦层面有更大投入，否则难以有效抗疫，正好反映了有为政府的重要性。

美国州与联邦政府

CNN的评论指出政府积极与及时的干预措施，是击败病毒的关键。但其实这并不限于现时疫情流行之时。经济结构、社会深层次矛盾其实都必须要有为政府作出干预和积极影响。香港政府过去同样紧抱“小政府”的思维，致使香港一系列社会问题无法缓和。然而，一部分的人因为政府失效而提倡“自救”，期望通过“公民自治”解决问题，同样亦是不得其法，可能只是因噎废食。无论是政府或是市民，也应该重新认识“有为政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