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专栏 

当2019冠状病毒疾病从武汉扩散到中国各省，也开始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时，中国上上下下把病毒视为“敌人”，进行了一场“举国体制式”的抗疫运动，封城、封路、分格状管理，在短短数天之内建立了两山医院，举措前所未有。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则异口同声谴责中国，在用人权、民主、信息自由等评判中国之余，更多人相信冠病正在导致中国的政治巨变，相信正如“切尔诺贝利时刻”是苏联解体的转折点，冠病也正演变成中共的生存危机，成为其解体的转折点。

现在，中国“举国体制式”的抗疫终于见到了阶段性的成效。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中国冠病疫情基本被控制，各级政府在继续关切病毒扩散的同时，把恢复经济活动提到了最高的议程。

现在轮到那些受疫情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疲于应付。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民众的批评声音四起。抱怨似乎是媒体和民众的天性。就如中国民众对政府有意见一样，日本、韩国、伊朗、美国、意大利等，凡是被疫情威胁到的社会，民众不无抱怨政府，甚至产生相当规模的社会恐惧。

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管控能力，使得疫情所导致的恐慌没有爆发出来，而演变成为西方评论家普遍所认为的“政治危机”。现在的问题在于，西方各国有没有能力控制疫情？疫情是否会演变成全球政治危机？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人们能够撇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客观地看问题，不难发现，所有国家不管政治体制如何，都面临同样性质的问题，同样严峻的挑战。实际上，西方那些用于批评中国的观点，也可以用来批评西方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说穿了，如果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来看待，无论是自己的问题还是他国的问题，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

全球面临政治治理的共同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哪些？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是否存在着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在危机时刻，社会的信心变得极其重要。就这次冠病病毒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由疫情所导致的社会恐慌要比疫情本身给社会秩序造成更大的压力。社会恐慌不可避免，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都出现了抢购潮，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领导层的存在，对减少甚至遏制社会恐慌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也关乎政府是否有能力动员资源来有效抗疫。

无论是日本、意大利，还是美国，社会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很多年来，二战以来建立的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受到质疑和挑战，强人政治抬头和民粹主义崛起，内部政治纷争不断，已经大大弱化政府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有一个有效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集团来应付疫情，是各国精英和民众最为担心的。

安倍晋三是日本执政最长的首相，但冠病疫情使得他面临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冠病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但他对待病毒扩散的态度，几乎面对美国媒体和民众的一致批评和攻击。迄今，似乎还没出现一个民众能够加以信任的政府和领导集体。

其次，是否具备足够的人财物力来应付疫情？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冠病一扩散到哪里，哪里就出现资源短缺的情况。美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都是发达国家，都被视为拥有优质的公共卫生系统，一些国家平常更是他国学习的榜样。

但疫情危机来临，没有一个国家有所准备，全都陷入了全方位的物质短缺的困境，连简单的口罩、防护服和洗手液等日用品都不够用，要么是本国早已放弃生产能力，要么是储备不足。不发达国家如伊朗的情况更是严峻，以至于不得不暂时释放大量罪犯来防御疫情的扩散。一些国家更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放弃了病毒检测。

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制度矛盾。中央地方关系是中国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早期地方官员隐瞒疫情的情况，显然和中央地方关系有关。这个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所有国家（除了只有一级政府的新加坡）。美国是联邦制，在公共卫生领域，联邦政府拥有权力，但因为特朗普政府被普遍视为“不作为”，各州政府便自行其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意大利，中央政府先是突然宣布封锁部分地区，后又宣布全国封锁，但地方并没有准备好，显得手脚忙乱，不知道如何执行中央的政策。日本安倍政府修法，赋予首相颁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一旦首相具有这种权力，日本地方自治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首相扩权的举动因此引出了地方和社会的质疑。所有这一切使得所有这些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乱象，平常运作良好的体制在危机面前表现得极其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