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主义面临哪些挑战

从历史来看，这个现象并不稀奇，是美国的常态。从经验来说，社会主义是欧洲的产物，美国从来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土壤，美国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也是“进口的”外来力量。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一词在美国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可以导致各方面团结起来加以抵制的意识形态。

早期从欧洲到美国的一些移民，也曾经在美国做“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地，但美国本身从来没有产生过社会主义思想。美国每一次社会主义运动最终都没有积极的成果，这使得美国躲过了欧洲式的社会主义。

更有甚者，因为美国人意识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联性或一致性，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或进步思潮经常被视为是共产主义运动，而遭代表资本主义既得利益的政府镇压。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两次所谓的“红色恐慌”（Red Scare），指的就是在美国兴起的反共产主义潮流。第一次发生在1917年至1920年间，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后，美国政府看到了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和政治激进主义背后的威胁，因而展开了一系列限制人民言论自由、驱逐疑似激进分子与无政府主义者运动。

第二次红色恐慌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并在19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催化下达到顶峰。1950年代初，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大肆渲染共产主义对美国的渗透，煽动政界和文艺界的人士相互揭发，许多知名人士如演员卓别林、科学家爱因斯坦都受到牵连。

即使麦卡锡主义在1950年代中期走向衰退，这波红色恐慌中的“反共”思维，仍深深影响美国的许多政策。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已经导致一些美国学者所认为的新版“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即“逢中必反”。

实际上，桑德斯的“进步派”观点已经被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视为西方自由主义的“敌人”。在民主党党内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决战（3月3日）之前，历来代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经济学人》，就形容桑德斯会让美国像是“陷入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美国人得赶紧清醒”。这份杂志表示：“有时候你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却发现其实还在做梦，噩梦还在持续。美国越来越有可能面对这种情况。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即将把美国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这场噩梦中唤醒”，却陷入另一场叫做“桑德斯的噩梦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几乎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国政治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不需要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美国社会主义力量只能成为一种依附式的力量。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的，美国的社会主义力量是依附在自由主义之上的。言下之意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有能力吸收和消化欧洲式的社会主义力量。

事实也的确如此。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在美国则是通过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得到解决。之后，不断出现的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都是通过支持主流政治力量（主要是民主党）或其总统来实现它们的目标的。这种情况直到奥巴马时代都没有改变，例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是奥巴马的坚强支持者。

美国的自由主义面临挑战。一方面，如温和派所指出的，若美国最后不得不在特朗普和桑德斯之间二选一，这两个选项都糟糕透顶，不会有好结果；另一方面，如果现在的情况继续下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会越来越大，造成最终的总体危机。因此，对他们来说，理性的选择是一名温和派（如拜登），促成温和派吸收和消化以桑德斯为代表的进步派的主张和力量。

不过，这不是问题的终结，而是问题的开始，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温和的自由主义派能够最终击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激进右派。

对美国老百姓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如同欧洲国家已经证明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认知转化成为实践，把这种意识形态转化成为实际的政策？看来，尽管民主社会主义力量不会在美国消失，但离总统宝座的路途仍然崎岖不平。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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