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方兴未艾的肃贪为例，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和建国后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的行动，从暴露出的个别案例，也反映出此前“洗脑”式的有关“教育”成效值得审视。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王敏，这位中共山东省委前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的副部级高官，喜欢看“红色电影”，每每看到动情之处，都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己。

但是，过后想贪的还是贪——作为一名高级干部，从基层干起，类似的各时期参与的上述思想、理论和代表等教育，以及三五年就有一次的补课式的阶段性学习，如反贪肃廉等“学习”，不是如“头脑风暴式”的屡屡兴起吗？

王敏或许是个个案，但是，管中窥豹，不是对多年来，多次多主题的学习机制有代表性的反讽和质疑吗？心理学有墨菲定理：事情一旦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少，它总是会发生的。

另外，一个人在担任官员之前，其性格特点已经决定其后续的行为，无论是遗传决定，或者环境决定，就像中国传统伦理读物《三字经》所说的那样：人之初，性本善。还有就是休谟的《人性论》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不论赋有什么样的才具，他如果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才具，而且不形成适用于自己的计划，那种才具对他就完全无用。

由上述看出，中国有些地方官员应对这次疫情的不尽人意的表现，从官员选拔机制和学习机制上，事后都有必须再反思和再审视的地方。

另外，从疫情暴发和目前应对，还有两个事情值得记述：其一是坊间把2017年中国播映的一部连续剧《急诊科医生》又发到网络里。剧中说明从外界带回来的冠状病毒（笔者注：当时就提出了这个概念）导致两个人发热，急诊科值班医生，当机立断做出两个决定，一是从急诊室开始就地隔离大批在现场的人员；二是通过手机报告疾控中心，要求中心值班人员对患者乘坐的（虚拟的）CK995航班人员排查。

这说明专业人士反应之快，应对之力，根本不须要查阅所谓的法规，然后通过行政官员同意后再上报。如果最初发现病情端倪的武汉医院有这样的权限，可能也不会有后来那样，先须要上报有关官员，而不专业的官员又认为尚不具备满足有关法规要求，无须上报而最终导致疫情扩大蔓延的局面。虽说是启示，但从剧中展露的人事，对未来修改有关上报机制，是不是有所启发？

其二，中国目前对复工实行支付宝管理，也就是每人持手机（包括不熟悉手机使用人员），下载支付宝专题链接，自己每天按时打卡，如连续天数达到正常状态，也就是绿；如果漏打，或者就是本人出现症状，不能利用手机报到，几天后转为警示橙色状态，再累积就显示红色状态，必须收治住院了。

对此，我形容是官员可以盯住转动的“轮盘”，遥控局面，不是中国中央政府要求的“下沉式”服务与管理，而且出行地湖北和阻断自湖北到达的地区都要求填报。但吊诡的是，如果是为了让交通部门放行运输审查用，何不在中国交通部门，如机场、铁路等官网上办理？如果交通部门通过审查，可以通行的话，还须要出发地和到达地都用支付宝形式“围追堵截”吗？这是不是又是形式主义和“甩锅“？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