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社论

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其夫人投资成立的高地制片公司，推出的首部作品《美国工厂》，获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中国玻璃制造商福耀集团到美国俄亥俄州代顿投资，重新启用前通用汽车公司组装厂改为玻璃工厂的故事。

故事的主轴讲述中国福耀玻璃集团在美国设厂后面临的重重困难。福耀2014年在代顿雇用了2,000名失业的美国工人，一开始工人因重新获得工作而兴奋不已，但中国雇主与美国工人间的蜜月期却没有持续很久，中美文化差异、劳动力的素质与习性，乃至资方与工会之间的矛盾逐渐浮现。影片揭示着中美制造业的优势与劣势、资方与工会的角力，以及自动化对制造业的冲击，提供各种反思的素材。

过去40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世所罕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成长主要来自四个红利，一是全球化，这是需求面的大红利；另外三者均为供给面的红利，分别是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及透支（环境生态与弱势者）红利。其中的人口红利，以中国劳动力之众，工资相对于竞争对手之廉，几乎让所有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无招架之力，中国也因此成了“世界工厂”。

从198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大幅下降，近十年来中国劳动人口开始相对紧俏，工资也快速上升。简单地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蚀，伴随着土地价格快速上涨等其他因素，不少制造业开始外移到工资还处低水平的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也有考量运输成本而移到美国。中国人口红利已然逝去成普遍共识，然而《美国工厂》的例子，似乎提供另一个角度的观察与省思。

《美国工厂》的故事显示，人口红利并非只有“工资”单一个衡量指标；《美国工厂》给我们的启示是，测度人口红利有更完善的指标就是“劳动成本”。劳动成本，同时考量了工资与劳动生产力。工资低但劳动生产力更低，并不意味着劳动成本低；工资高但劳动生产力也高，也不意味着劳动成本就高。

至于劳动生产力则取决于劳动力素质，泛指勤奋度、刻苦耐劳力、服从与纪律意识、聪敏度，及追求财富与成就的积极性等。毫无疑问，中国劳动力的普遍素质，即使就全球范围来看也是名列前茅，中国福耀集团在美国工厂的故事，最大意义就是凸显美中两国在劳动力素质上的重大差异。

一国劳动力素质的表现，除了受后天的教育与训练的影响外，更多地恐怕取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先天的民族性，换言之，与民族基因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让我们想到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经典钜着《国富论》，《国富论》中指出，国家致富之道无他，只要切实尊重市场机制，让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充分自主、不受干预地运作即可。

这本在1776年出版的书，在20世纪受到了另一位经济学大师马克斯的挑战，马克斯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然有效率上的优点，但也会导致所得与财富在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因此主张计划经济。两种理论各擅胜场，各有认同与追随者，于是就在20世纪进行了一场耗时几乎一个世纪的大实验。两种理论、两种体制的实验终于在1991年因苏联解体获得验证，此后市场经济一统天下。

市场经济一统天下迄今已有30年历史，但已采行市场经济的各国经济表现，并未如亚当斯密所言，都走上致富之路。究其原因，不止一端，但各国在民族性及劳动力素质上的明显差异必为关键因素。就此而言，中国的人口红利其实并未完全消失，以劳动力素质为内涵的另类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且持续存在，并与既有的人才红利合流，共同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增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