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登及

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似乎又再次重复着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衰落”的老调。与前三年的大会相较，今年的主题口味更重，主要国家的媒体都多有关注，但一样没有引起太多台湾媒体的兴趣。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代表团今年不分党派、倾巢而出。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国防部长埃斯珀(Mark Esper)、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与前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等连袂出席，且在所有主场、分场都集中火力批判中国崛起造成的威胁，对欧洲友邦则极力要求抵制中方包括华为5G在内的各种科技、投资或基建项目。跳跃地看，这很像在间接复刻冷战、世界“理念相近”同盟包围中国、支持台湾入联……，应该颇令台湾社会振奋。

在场内和场外，中方的前驻英大使傅莹、驻南非大使林松添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官媒则以级别不对称但火力不逊的方式反击，北京甚至驱逐了发表“东亚病夫”评论的《华尔街日报》所有驻华记者。中方略显单薄的代表团的另一任务，是吃力地辩解政府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努力。这方面世卫、国际红会等单位代表也肯定中方努力抗疫，稍使北京纾压。总之，美中上演充满自信的互批，十分符合台湾近年的政治偏好与社会气氛的口味，这才引起台媒对今年慕安会一些兴趣。

其实慕安会值得更深入关注的，是它连续四年充满欧洲学院风格的“忧郁”：“西方”往何处去。这个想法看似纯属欧洲，因为特朗普(Donald Trump)认为美国正在强大，蓬佩奥在慕安会声称“美国正在胜利”。不仅美国像是这样，近年美方所有防务与战略报告指向的对手中国也将“四个自信”高唱入云。

笔者倒认为，美中高官当然要行着夜路吹口哨。但只消看到十多年前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美国未来人口、文化变迁的忧虑，到近年斑农(Steve Bannon)们高调对抗所谓“纳粹化”的中国，并四处资助西欧极右派政团打击欧陆自由派，就可以知道美国绝非高枕无忧。而早已“稳中有忧”、经济下行的中国大陆，又加上新冠病毒揭露“治理现代化”在体制、公卫、宣传等多方面巨大短板，中共才会疾呼不仅群众要“坚定自信”，干部更要“同舟共济”。这说明慕尼黑的忧郁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只是立场与位置不同，故此过去以“规范性强权”(normative power)自豪的西欧，竟夹处在美中俄竞争下，才特别忧心忡忡。

慕安会前三年的忧郁症状可以从主题看出。2017年大会主题是“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Post-Truth, Post-West, Post-Order)。“后西方”与文史社科界十余年来的众多研究呼应，甚至远绍“后现代”(post-modern)主题。也因为“后现代”已经是全球性现象，所以不能再仅以“非西方”(non-Western)论之。至于“后真相”与“后秩序”，当然是特朗普上台，争议性言行的反响。

2018年会议垄罩在美俄不信任的高峰，主题是“深渊边缘或悬崖勒马？”(To the Brink and Back?)会议认为朝核、伊核、气候危机、网络安全等都使国际秩序更加动荡。2019年的忧郁还是没有改善，因为国际秩序似乎濒临粉碎，所以大会主题变成“谁来收拾残局？”(Who will Pick up the Pieces?)本届会议笼罩在美欧、美中贸易冲突与美国退出众多国际协议，当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中引述美国皮优(Pew)民调显示，只有美国民众不承认中国经济崛起是现实，美国盟友民意却多半认为华府也是他们国家的一项威胁。各国对中国四出投资与扩军看法分歧，日、韩、印、澳的民意大半认为对本国有害，一些发展中国家则相反。这一年英国确定脱欧，法、德签署《亚琛条约》(又称《法德合作与一体化条约》)，成立法德防务安全理事会。此后法国总统马克洪(Emmanuel Macron)多次鼓吹欧洲(当然没有英国)该有自己独立的共同战略。

今年的慕安会报告主题有中译的困难，它只有一个现行字典没有的新字：“Westlessness”。有些陆媒将此译为“西方的缺失”，笔者认为此字没有优缺点的意思，不宜译为“缺失”。有台湾报道译为“渐微”，但此字应没有“渐”的意思。字根“less”通常是“无”、“失去”之意，例如countless、 endless、homeless等等，但会议主题也不像是在说当今世界已经是“无西方”或“失去西方”。加上意味着“属性”的结尾ness，就更困难了。笔者不敏，暂译为“西方性缺位”，以待高明。

要谈“西方性缺位”，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西方性”(Westness)北京前驻英国大使傅莹2月21日有一篇回顾会议，追溯至希腊、罗马、基督教的长文，此处不赘。慕安会报告倒有一个简短的三元素定义：政治的自由民主体制、经济的市场主导体制，与国际制度下的合作。正是依循这些标准，报告认为西方缺位不只是因为非西方世界实力崛起，以及马克宏提示的俄、中、印等大国本就有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其更深层的根源在于西方集团自己已经失去西方性的共识(no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the West)，使得“西方自己变得更少西方”(The West is becoming less Western)。

这个现象，固然可以诉诸物质性因素，即体系向新兴国家“权力移转”(power transition)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的古典现实主义，更能呼应慕安会报告提出的观念性因素：西方集团自己内部精神上的不统一(spiritual disunity)。

今年会上，蓬佩奥与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美欧贸易谈判、伊核协议、军事开支分担、气候变化等议题的针锋相对，只是这些不统一的表象。华府近年以接连退群维护自身利益；右派嘲讽欧洲移民、福利与环境政策；欧洲“疑欧论”和各国右派选举接连获胜；中东欧威权强人以排外、反共之姿兴起，都更直指“西方性缺位”的核心：精神上的不统一。慕安会报告特别以“右翼极端主义：白与非”(Right-wing Extremism: White and Wrong)专章深入挖掘这个缺位性的核心，并指出社群网络发达、人口结构与社经条件恶化，使得基于宗教、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的种族主义、排外、反犹、反伊斯兰等不宽容、仇恨心理和部落主义进一步向更小众的平台蔓延。这些病征与三元素理想定义下的“西方性”相距甚远。

权力移转只是当前西方仍勉力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物质性裂隙。观念性的裂隙如果放任漂流，则不仅会导致国际秩序的“西方缺位”，也很可能滑向赤裸的地缘政治与大国对抗：无秩序的无政府状态(disordered anarchy)。这必将使气候、公卫、军控、网安等强烈要求跨国合作的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难以治理。一旦有任何角落出现异常，主导菁英与公众的廉价对策，很快就是寻找“他者”来卸责甚至落井下石，而后者的反作用必是秋后算帐和报复。冷战后整个中东问题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反全球化的重商和保护主义就是如此。如果世人继续以便宜行事的自私处方应付“西方性缺位”，长此以往的恶性循环，灾难性的更大危机就不远了。

（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