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港澳突搜

●冠病19疫情

香港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持续严峻，对在去年反修例运动中已经民望大挫的特区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近来无论推出什么措施都举步维艰。譬如，当局早前宣布决定在多区设立接收与冠病病患相关人员的隔离营和指定诊所后，一个月来几乎每隔数日就有当区居民游行反对，并且发生零星冲突甚至是暴力破坏行为。

在前天的白天和晚上，九龙湾和屯门两个地区又分别有数百名市民在区议员的带头下游行，反对在当区设置“肺炎指定诊所”。游行人士到达终点时，一度与沿路戒备的防暴警察对峙，所幸没有演变成冲突，以和平方式结束了整场活动。

从感性的角度说，由于冠病患者往往无症状，各区居民担心“肺炎指定诊所”接近民居会引发疫情在社区大暴发的恐慌心理大可理解。但从理性角度来看，这个担心又是站不住脚的。

此因，“肺炎指定诊所”并不是医治冠病确诊者的地方，而只是处理轻微发烧病人或者相关的紧密接触人士。正如一些医学界教授所说，“肺炎指定诊所”与民居有很大距离，对周边街坊很安全，看不出有什么须要担心的。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本地确诊人数持续上升，必须接受检疫隔离的人员也愈来愈多。 香港要有效防止疫症在社区暴发，最好的做法就是设立检疫中心和“肺炎指定诊所”， 尽可能隔离并检验疑受感染人士。如果他们全在家隔离，将全港都变成隔离营，风险恐怕会更大。

无论如何，设置隔离营和指定诊所在香港社会引发的连串争议，折射出一个恒古不变的难题：群居的人类，必然会发生大大小小的矛盾，人类生活中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调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所以在政治学科中，对“政治”的其中一个定义是：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不同利益团体在各种不同的争议中，须要各自作出一定的让步，寻找最可能及可行的结果。在坚持原则之余，为了顾全社会整体利益而接受一定的妥协，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行为。　　正如哲学家休谟所说，狮子既雄壮又敏捷；人则很可怜，说白了只是裸猿，远不如狮子勇武。但在动物王国里，最终称霸大自然的是人而不是狮子，关键原因在于：人类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合作，而狮子的合作仅局限于几件事。懂得妥协的人类，也因此被赋予了统治地球的角色。　　　很可惜，当前在“政府无能”的旗帜下，许多香港政治人物只须标榜“反对政府”，头顶就能出现道德光环，赢尽民心。许多区议员也因此忘记了“妥协”，无时无刻带头反对包括设立“指定诊所”在内的政府任何决定。这些操作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考量，目的是突显自己为民请命的形象。

表面上看，区议员作为代议士，既然地区的居民一面倒反对“肺炎指定诊所”，代为发声无可厚非。但须知，在任何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事项面前，代议士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职能， 就是理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务实方法，而不是一味成为民粹主义的跟随者。

事实上，如果多数民意总是对的， 政府只要有一部民意调查机器跟官僚体系就可以运作， 不需要政治人物的领导，也没有议员的存在价值。换言之，制订政策时，民意只能作为其中一个参考因素，而不一定要处处跟随。香港大小政团以民意为由反对成立“肺炎指定诊所”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进一步说，涉及“肺炎指定诊所”的争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深远的思考题：在一个公民社会， 地区民意代表往往面临着左右为难的问题：当一项政策完全符合社会利益，却不符合某个地区选民的利益时，他们应该如何决择呢？

大致而言，如果某一政策对某地区的负面影响很大，但对整个社会的利益却不很明显， 该区的民意代表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反对该政策。而假若该政策严重影响整个社会，不实施将有很大危险，即使该政策对某地区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区议员或许有必要优先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

以这次事件为例，不少区议员反对在地区设立“肺炎指定诊”，但他们也应该要考虑一下，如果人人都抱持“别在我家后园”的心态，导致社区暴发的风险更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否会更大？

民主的社会中，在大小冲突或矛盾之间作出折中的任务，无可避免地要落在民选代表肩上。选择是他工作的一部份。为了选票一味附和不太理性的民情，对社会长远利益并无太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