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社论

2019冠状病毒疫情爆发至今才不过一个多月，却已明显打乱从中国大陆到全球的经济。中国的就业问题持续恶化、内需低迷、实质复工困难造成全球供应链断链危机，短期间带来的冲击比之已持续一、两年的美中贸易战尤烈。目前全球各机构对疫情的经济冲击大多锁定在短期的评估，只是这场疫情对于全球经济很可能不会仅是短期冲击，更可能有深远的结构性影响，实不能不小心因应。

到目前为止，肺炎疫情的实质影响在于各项消费受阻、停工造成断链等，如果仅止于此，且疫情可以很快结束，则冲击还不会太大。只不过这两项条件可能都很难达成。首先，当年SARS很快就确定与温度有关，入夏即可终止，因此对于长期经济决策影响不大，但如今长年如夏的新加坡却爆发中国以外最惨烈的社区群聚感染，这足以让各界对疫情的自然中止失去信心，不确定性的扩大也必然影响长期投资与生产决策。

其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势将较疫情来得久远。此前中国经济最大的威胁在于贸易战与庞大的债务危机，是否能安然度过原本就有不少疑虑。

这次疫情除了进一步深化贸易战带来的断链危机、外资撤离、就业低迷等冲击之外，原本可作为屏障的内需也濒临危境。更严重的是原本还算可运用自如的货币及财政政策都面临投鼠忌器的窘境。宽松的货币供给很容易推升正在飙升中的物价，对企业的纾困措施又存在使企业债券违约及银行坏帐飙高的风险。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是各国正在考虑中的抗疫利器，却不适用于中国。先前为了抵销贸易战冲击，中国已不断提前耗用地方债额度，财政支出大增，但收入面由于大规模减税降费，使得财政收入成长创30年来新低，也使财政政策的运用极具局限性。

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严峻的外在冲击与复杂的结构性问题，恐非一时半刻可以妥善解决。对全球各国而言，中国经济盘旋恶化也不是什么开心事。近20年来，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与价值链中快速壮大，全球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已非17年前的SARS可比。

也因此各国在这次疫情中已深刻感受到系统性风险的可怖，而这种风险远较人为的贸易战来得不可测且严重。其影响就是使已然退缩中的经济全球化脚步更加缩慢，也使得美国政策导致的短链革命更快速发展，科技战争导致的供应链壁垒分明更快发生。

这些结构性冲击也迫使台湾必须严肃因应。由于情况远比SARS时期来得复杂且难测，我们的因应也就不能仅止于防疫与简单的产业纾困措施，必须有更积极的作为。

首先，全球与中国经济深度连结本就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风险，贸易战已彰显这种特性，幸而台湾有适度因应甚至受惠，如今疫情的不确定性更加深了这种风险可能的危害。我们的因应除了被动欢迎台厂回台投资之外，趁机调结构、调体质与深化产业的创新能量其实是现阶段最重要的要务。

所谓调结构，一来是要大胆摒除在供应链中过于受制于人、自主能力不足、易受到外在风险冲击的产业，强化在供应链中具关键地位的产业，并在未来科技战中择取嵌入优质、低风险的供应链。

所谓调体质，是必须舍弃过去追逐低成本的惯性，引导企业把风险控管视为经营要务、引导产业重视供应链安全。而强化产业的创新能量才能掌握非制造利润来源，减少外来风险对制造活动带来的危害。

对于业界而言，纾困固然是必要之举，但对政府而言，必须要能提供整体经济因应国际风险的长远政策规划。这种规划必须立即着手，急迫性与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短期纾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