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至今没有平息迹象，香港确诊个案亦不经不觉增至最少49宗。虽然现在为这次公共卫生事故“盖棺定论”仍是言之尚早，但抗疫过程中的一些弊端其实早已显现人前。其中一个弊端是，因反修例运动而民望低迷的政府一直无法与社会有效沟通，导致社会恐慌不断放大，结果就是情绪压过科学，无法团结民众抗疫。政府必须汲取教训，提升治理能力，思考如何改善疫情管理，特别是要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避免假资讯横行。

在人类历史上，一旦牵涉公共卫生事故，谣言或假消息难免满天飞，妨碍民众以冷静态度应对──中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期间，就有不少人相信这是犹太人加害基督徒的阴谋；爱滋病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成为公共卫生议题时，许多人囿于认识不足，误信握手、拥抱也可以致病。我们当然不应奢求人们毫无情绪式反应，毕竟人性是有弱点的，但正因如此，疫情管理便显得尤其重要，否则防疫工作必定受到太多无谓干扰。

可惜的是，这次肺炎下社会谣言似乎也沿着黑死病、爱滋病的轨迹发展，更令人扼腕的是渗入太多不理性的政治操作，例如有不负责任的政客声称，如果政府拒绝“全面封关”，香港便会“揽炒”，无视所谓“全面封关”根本难以操作。又例如有人在社交网站上发文，声称大陆厂房可能因疫情而无法开工，影响物资供应，结果导致本地民众疯狂抢购粮食、厕纸等日用品。

处理公共卫生事故时，有效的资讯传播和社会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社会便会陷入恐慌之中。在这方面，政府的表现显然不及格──疫情爆发以来，尽管当局召开多次记者会，发出多份新闻稿，但有关资讯根本无法“入屋”，民众不单没有因为政府“做咗嘢”而安心，反而更加忧虑。

防疫期间出现的不少事例都证明，政府根无法主导消息传播，欠缺执政者应有的权威和话语权，一些不尽不实的谣言反而大行其道。疫症爆发以来，不少国家都受到相同问题困扰，新加坡甚至引用去年通过、俗称“假新闻法”的《防止网络虚假资讯和网络操纵法案》作出打击。随着香港防疫压力加大，港府必须尽快亡羊补牢，避免不实资讯占据舆论主流，扭曲政府在管理疫情工作上的部署。但与此同时，当局必须谨记维护香港的言论自由传统，避免大陆“训诫”“造谣八君子”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