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工商时报》社论

今年春节前夕，武汉新冠病毒疫灾在中国大陆爆发，随后疫情快速扩散、升高，迄今已席卷大陆全部31个省市及自治区，并导致全球多国紧急管制对陆人员往来，可谓灾情惨重。而这次疫灾，亦凸显出大陆社会及产业经济方面的几道重大课题，值得大陆官方予以严肃面对及积极处理，以减轻疫灾冲击，同时藉此全面优化大陆的居住及生活条件。

新冠病毒的医学名称是“2019新型冠状肺炎”，没有中国大陆字样；亦即它的发生根源，不见得和中国大陆居民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直接相关。如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大陆居民普遍好吃野生动物，造成了新冠病毒病毒滋生温床；这种看法，迄今只是推论，尚待医学界就此作相关的抽丝剥茧、小心查证工作。

无论如何，这次新冠肺炎疫灾在大陆肆虐过程，倒是让人们看出，大陆社会及产经层面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实存在着一些“软肋”，难怪其不耐疫灾挑战，显得手忙脚乱。换言之，这次疫灾凸显出的社经相关重大课题，有待大陆官方结合民间去妥善应对及处理。

其中，首应重视大陆大城市人满为患如何疏散课题。如这次疫灾重灾区武汉市，主城区人口即上千万，其高度群聚情况，增加了市民相互感染疫病风险。而除武汉之外，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主城区市民群聚数量、密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疫灾的抵抗力更低。

因此，如何广建生活机能自主运作的副都心或卫星城，以疏散各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应是今后大陆整体社经发展规划要务；这方面若能做出显着成果，则未来万一再有类似疫灾，官方即不必“全市”封城，而仅须封闭灾情较重“小区块”；其对社会冲击自然可以减少。甚至，大陆官方宜考虑改革房地产制度，使农村土地所建商品房可以卖给城市户口居民；这亦有助于缓解主城区的拥挤问题。

除此之外，此次疫灾另显露出大陆“地方主义”的横行。如湖北省某些邻省接壤地带民众自行卯劲封桥断路、阻挡湖北的车和人进来，连乡间小路也被设路障。又如全大陆不少地方官府，鼓动当地居民合力“追捕”湖北人特别是武汉人，彷佛在对待逃犯。这些行为实在很夸张。

顾好本地最要紧，休管他方死活；这种自私的地方本位思维，有待大陆中央政府运用法令或道德劝说办法，来加以化解，否则，它在非常时期会冲击整体社会安定，在平时则会造成无谓内耗，也不利于内外资厂商的跨地域、全局性经营发展。

另方面，这次新冠肺炎疫灾凸显了一道产经课题，就是大陆产业门类如何长久维持齐全状态而不缺漏；尤应重视，民生必需品相关产业至为不可或缺。

以这次疫灾急需的口罩产业而言，原本外界以为大陆既是全球最大的口罩产地，供应没问题；未料疫灾一来，人们才知大陆每日口罩产能未及千万片，根本无法应付14亿人口的需求。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大陆各级政府推动产业发展方针偏差，所种下的因。即各级政府近年大幅度对高科技产业倾斜，相对减少支持传统产业；殊不知，很多民生“吃、穿、用、医、养”所需传统产品，必须要有应急准备，否则难保不会在非常时期引起社会动荡。由此看来，大陆官方实有必要尽早相应调整产业发展方针，即在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也要让民生所需传统产业保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然而，无论高科技产业或传统产业，今年在大陆都要面对基本面的一项严酷考验，就是内需市场疲软。这是本次新冠肺炎疫灾对大陆总体经济的最大冲击。换言之，大陆甚多厂商除了产销抗疫、防疫产品者之外，今年业绩大都堪虞，也势必拖累总体经济增长率。

大陆官方如何有效扶持内需市场，是本次疫灾凸显出的重大经济课题。对此，官方首应责成国有企业带头持续提供就业机会，同时维稳职工薪资水平，以力挺民间购买力。其次，官方于必要时，不妨采取补贴手段，对购买耐久性消费品的民众给予一定比例之现金支援。

更有效的办法，是扩大银行消费贷款。这是大陆方兴未艾的金融业务，今年政策面实应让它大步发展，来应对疫灾造成的内需疲软问题。甚至，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考虑释出专项资金，来支援金融机构扩大办理民间消费贷款；果能如此，则疫灾对大陆经济的损害程度，可望显显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