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降，经济突飞猛进，外交团队居功至伟。不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履行职责使命，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还需要解决扩大选人用人视野等问题。

中国外交人才队伍从哪里来？我理解至少有以下渠道：

一是军队系统，特别是转业军人、退役军人群体。1949年后，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外交政策要求撇弃原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从久经考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群体中，遴选一批有文化、懂外语、参加过对外工作的优秀干部奔赴外交战线。这17位革命军人出身的大使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色地完成了新中国的建交使命。

如今，中国国防不断迈向现代化，军队裁员为外交战线储备人才。军官对国家利益、国防安全、民族发展使命等的理解最深刻最独到，履行职责最坚决，经过训练，完全可以快速胜任。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从数量上看，为外交人才队伍选任提供足够基数。

二是地方政府中的领导干部。中国的外交官行政级别在副厅局级到副省部级，与地方省市两级政府对应。选任地方党委政府干部交流至外交系统， 对扩大地方政府的国际视野、减少地方本位思维、扩大国际城市管理经验、增强国家意识与国际交流能力等很有帮助。

地方系统与外交系统的干部轮换，可以使国际资源加速流向中国各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也可以让世界各国友人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发展与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两大系统的干部交流，可以提升中外的地方交流水平，巩固双边人文互动的成果。中国结交越多的姐妹城市、兄弟省、友好村镇等，外国媒体与学术界对中国的认识就越全面，曲解中国战略意图或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国外交的成就也就越高。

三是学术界人才，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群体。自然科学无国界，社会科学有国界。国际政治学界流传一种说法，核武器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统治世界。

不过，由于十年“文革”的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刚刚“补课”完，还不成熟，对本国现实与世界形势等都缺乏洞察力，本国立场不够，容易随西方媒体起舞，在国家核心利益代言上往往放弃话语权，所谓学术就停留在翻译、简单重复他人话语等层面，甚至投评审所好，只为分科研经费、骗取国家科研投入等。

因此，中国学者到外交部门去历练很有必要，在争取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体验他国外交官的爱国立场、判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策略、服务本国人民的本领等，进而懂得国际话语权。这些远比中国目前挑选外交官中的外语能力重要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鼓动中国动乱的学者，如果被派驻到伊拉克、阿富汗、南苏丹、南斯拉夫、格鲁吉亚等地待上两三年，相信他的发言结论会改变很多。

四是企业家群体。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在新兴经济体中遥遥领先，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良多。中国的企业家是主要受益者，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很乐意到政府服务。如果他们到外交战线，肯定会更务实，更理性地用好对外经济援助，毕竟他们知道赚钱不易，会更优先考虑从造血角度来帮受援国，从更有利双边持久合作来谈判彼此国家利益。

此外，台湾的外交官群体。一旦海峡东岸的外交官抛弃小岛思维、自己现有的仕途与富足生活等，摆脱两岸对立思维，能够从中华共同体来思考，也可以考虑录用重用。毕竟，他们最深切地认识了中国崛起的世界级影响力。因为联合国近200个会员国，大多数与海峡西岸的大陆建交，且越来越多。

果真如此，中国外交人才队伍必将更加壮大，外交工作方式方法一定精彩纷呈。届时，中国一定出现像顾盛（1800年—1879年，Caleb Cushing）、哈默（Hamer Armand，1898年－1990年）、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年－1944年）、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1904年－2005年）、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等世界级外交家、战略家。中国的外交也一定更精彩，为中国与世界带来更卓有成效的服务。

（作者是北京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