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延至中国全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眼下仍在肆虐，受到考验的不仅是自然人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更检验着一个国家的危机应对与处治能力。

也许疯狂的病毒在人类强大的群体力量阻击与抗御下，终究会隐身遁形，但疫情扫荡之后的中国经济盘局，可能会呈现些许的凌乱与破碎，如何为经济及时疗伤与有效医痛，必定成为中国接下来的最大政策考题。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与沙斯（SARS）的冠状病毒为同一种病毒亚属，而且传播路径相似，因此对于肺炎疫情可能给经济造成的侵蚀，目前分析人士往往会引用当年沙斯所造成的影响结果，来进行比较性推断与评判。但必须强调，18年过去了，无论是产业占比，还是要素结构，抑或是驱动力量以及外部环境，中国经济都发生了大尺度的演进与变化，肺炎疫情最终对宏观经济形成的影响，自然就不能与沙斯时期同日而语。

拿人口流动性大且聚集性强的中国服务业来说，沙斯时期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构成中的占比只有41%，而目前却上升到了59.4%，因此，作为肺炎疫情戳伤最严重的板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掣力无疑会更大。

不错，餐饮、影视娱乐以及商品零售等，如今都具备了线上销售的风险分解能力，但这部分的的营收与盈利占比对于中国相关企业来说，目前其实还远未成气候，比如餐饮外卖收入还不到企业总体营收的10%；电游《王者荣耀》尽管除夕当天的流水多达20亿元人民币（约4亿元），但与7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春节贺岁电影票房预收，依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同样，进账堪称微薄的VR（虚拟）旅游与超5000亿元人民币的线下春节游大礼包，更是不能相提并论。

按照恒大研究院的测算，由于七部“史上最强春节档”贺岁片下线、餐饮店关门以及旅游市场冻结，仅这三个行业在春节黄金周期间所蒙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肺炎疫情侵害服务业，从而覆压中国经济增长的残酷性，由此不能想象。

疫情覆压中国经济增长难以想象

同样是在沙斯时期，由于疫情主要集中在广州、北京等局部区域，因此，中国基本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制造业生产所受到的影响要小得多，甚至疫情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还录得了劲增30%的大好收成。

然而，由于传染性更强，叠加春节时点因素，肺炎疫情已经蔓延至全国，各地的无奈封城、封路以及延迟开工，导致供给端的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阻，生产、销售、回款等正常经营活动也相应受到严重干扰，基建延时与停工以及企业停产与减产成为了一种大面积常态。

另外，当今经济的省级区域联动性与产业关联性大大增强，比如作为电子、汽车、医药等产业集群地的武汉，相比其他各地加倍推迟开工，由此引起的企业生产和物流活动停顿，必然波及湖北以外的产业链企业。正是如此，基建与制造业产出在疫情之后的季度性回调将在所难免。

必须强调的是，在整个产业链中，由于自我抗风险能力较弱，加之趋势性下滑背景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企业投资较难找到新的突破点，中小企业特别是初创型小微企业受到肺炎疫情的倾轧更为残酷。

一方面，在生产要素供给链被打断的情形下，小微企业并没有大型企业所拥有的生产智能化与连续化的资源优势，由此不得不面临合同违约与巨额赔偿的法律风险；另一方面，生产和营业停摆以及收入和现金流中断的同时，小微企业依旧还要承受房租、工资、利息等刚性费用支付在内的多种经济损失，轻者生存状况雪上加霜，重者只能走入破产倒闭的绝境。

非常严峻的事实还在于，完全不同于沙斯爆发时，中国正处投资主导发展模式暴发，以及人口红利强劲释放所引起的经济上升周期情景，加之还有中国“入世”不久所产生的出口井喷相映衬，如今肺炎疫情肆虐的格局中，中国经济增速在已经持续九年回落的基础上，依然存在下行压力，投资边际效应出现递减效应，同时较高的宏观杠杆率抑制着财政与金融政策的作用空间，居民部门的高杠杆也制约消费半径的延展。

此外还有全球经济放缓以及外贸环境的收窄，尤其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前提下，如果疫情还得不到有效控制，不排除部分国家和地区出于中国疫情的隔断考虑，而减少或暂停从中国进口与疫情相关度较大的商品；同时不排除外资企业中止与中方的合作项目，以及外国旅客取消和减少来华旅游的行程，从而对中国进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带来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肺炎疫情所形成的边际冲击可能更大。

按照权威专家的观点，一种病毒暴发后大概须持续90天才到达高峰，但由于发现及时和管控相对较早，加之中国政府在抵御过程中，沉淀出了较为充分的应急经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群在短期内有望提前迎来暴发高峰后，疫情进入2月份大概率会出现拐点，并在接下来的3月份将显著减轻，而不是像沙斯那样会持续半年时间。

与此相对，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吞噬主要发生在今年第一季度，不排除该季GDP增速存在“破5”的可能，而因为受到疫情扩大的影响，中国全年经济增速“破6”也是大概率的事，同时在疫情失控情景下，也会出现如同沙斯疫情侵蚀下，年度GDP萎缩2%的悲观结果。

非常时期必须出台与跟进非常对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行业和受困企业，中国银保监会已经向金融机构发出了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和压贷的明确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向市场投放了1.2万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同时下调逆回购利率10个百分点；处在疫情中心的湖北省上市公司、挂牌公司也获得了免征上市年费和挂牌年费的支持，境外捐赠防控肺炎疫情进口物资也得到了免征进口税的优惠。

但这些显然还只是应急手段，疫情之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市场主体进行根本性与长久性地止血疗伤，需要政策工具的大幅度和系统性优化，尤其是要提前部署和增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

货币政策方面，可以适当加大宽松口径，如央行有必要及时性降准降息，最大程度地削减企业的融资成本与财务负担，并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通过再贴现、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对疫情受损企业提供支持，同时持续引导商业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下行，灵活运用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保持流动性供给的充沛。

不仅如此，在普遍降准降息的同时，还要针对疫情严重地区提供精准性和特殊化的信贷便利政策支持，包括鼓励但不强制金融机构实施更低的差别化利率，对因疫情导致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给予展期或续贷，同时对于所有感染新型肺炎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进行最大时限的展期，并加大财政贴息的支持力度。

财政政策相比于货币政策而言，有着更为广阔的疫情对冲空间。一方面，中国政府年度财政赤字率可以考虑从2.8%上调至3%，即增加约2000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支出，以避免疫情导致的财政收入下降对民生和稳增长开支的“挤出效应”，同时加大对疫情严重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另一方面，在进一步降低增值税及所得税的基础上，允许企业用疫期亏损金额递减盈利月份的所得税，并考虑再度削减企业社保费率以及养老、医疗费率的缴纳幅度，同时针对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企业出台全面性的财政贴息政策。

必须强调，服务业不仅是肺炎疫情侵害最为严重的行业，同时也是疫后恢复最慢的产业，尤其是影视娱乐、休闲旅游和餐饮住宿三大子行业，遭受疫情的冲击与损害最为剧烈，而三者对中国国内GDP的贡献又高达20%有余。因此政策应当理直气壮地朝着这些重灾性板块进行重点倾斜，并作出特殊惠顾安排。

另外，小微企业尤其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小微服务企业，更应成为政策保护与扶持的重中之重，包括对它们的存量与增量贷款进行阶段性免息，同时实施至少半年的免税优待，并在社保、五险一金等方面予以优惠补贴，且允许企业根据其自身的经营状况，灵活决定用工制度与薪资政策。

（作者是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