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扩大的新冠病毒疫情不仅暴露出中国疾病预防体制的弊端，也让武汉市、湖北省等地的应急处置和管理能力受到公众的全面检视。应该说，武汉等许多地方政府距离公众的要求良政还相差很远。

这几天，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因论文事件被质疑隐瞒疫情，湖北红十字会、武汉红十字会则被怒批乱发各地捐赠的医疗物资，甚至帮助名声不佳的莆田系医疗机构“自己捐赠自己”。中国疾控中心和武汉红十字会成了众矢之的。

对外界的指责，中国疾控中心回应称，这篇由中国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的论文，数据“来自于截至到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有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向社会公布；论文提出“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也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

也就是说，这篇论文的数据其实是在大量确诊病例出现后，才从这些病例中分析出疫情传播的情况，而不是前期在疫情恶化前就已了解疫情传播的真相。同时，论文在英国杂志上发表，有助于中国境内外专业人士及时了解新冠病毒的特征，正确评估和研判疫情。

尽管如此，作为预防控制疫情的权威部门，中国疾控中心对这次武汉疫情传播的严重性出现重大误判，包括高福在内的几名专家在武汉封城前都作出疫情“可防可控”的误判。这些误判不仅让广大民众对疫情麻痹大意，也让政府部门掉以轻心，没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阻止疫情蔓延。

这么说并非苛责高福等中国疾病预防的专家。高福从2011年担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2017年担任主任，还是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过论文500多篇，可以说是中国疫情防控领域的领军人物，责任重大。这次他和其他一些疾控专家对武汉疫情的判断失误，客观上使疫情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至于湖北省和武汉市红十字会的不良表现，其实是中国许多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的通病。这些部门多半人浮于事，养尊处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风气浓厚。他们平时做做官样文章还游刃有余，一遇到突发性重大事件必然手忙脚乱，错漏百出。指望这些官本位之上的部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一个字：难！

但无论中国疾控中心还是湖北省红十字会都不是采取具体防疫措施的决策部门，它们无法也不应该单独背负武汉疫情扩散这口“大锅”。作为一线决策者，武汉市和湖北省有关负责人显然对这次疫情失控负有更大的责任。

湖北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虽然对疫情判断有误，毕竟在去年12月下旬已经发现新型冠状病毒，香港大学有关专家今年1月初也作出了新冠病毒有可能是人传人的判断，香港政府也很快采取了预防措施。

但作为当事方，武汉市和湖北省官方毫无警觉，继续召开市级和省级人大、政协会议，且极少提及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更没有严令疾控部门紧密跟进，坐失尽早控制疫情的良机，最终酿成大祸。

实事求是地说，经过2003年沙斯（SARS）疫情的教训，地方政府未必存在故意隐瞒甚至放任疫情蔓延的动机，因为这终究会被发现和追责。武汉市和湖北省错过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可能更多是出于侥幸心理，不希望疫情影响地方“两会”这样的政治大事。这恰恰说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它带来的灾难也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

武汉疫情蔓延至少暴露了以下几个问题：决策体制过于集中，导致决策部门和专业机构都只有少数人说了算，如果少数人判断失误，缺乏必要的纠错机能；对舆论管控太严，在网络上发布疫情消息的医生受到打压，甚至被公安机关“批评教育”；民间自治和社区组织薄弱，面临突发灾难，难以有效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救援，官办机构又公信力不足，效率不高等。

这次疫情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是一场重大考验。为阻断疫情扩散，中国政治和社会再次展示了超强的动员能力。但疫情也是一面镜子，照射出来的各种缺陷也必须修补和改正。否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能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