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自从爆发以来，迅速向全国蔓延，引起空前反应，诸如大规模封城的措施，以及各地民众的恐慌情绪，看来超过了17年前的沙斯（非典型肺炎）危机，甚至有人比诸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时期。

随着来自中国的旅客全球跑动，疫情也迅速传播世界多国，成为国际公共卫生的重大威胁。

首先就有关的文化陋习说几句。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与当年的沙斯病毒非常相似，而病源也已经被确认为经营野生动物的农产市场。所以这场疫情与沙斯一样，都可以归咎为中国大陆许多人喜欢吃食野生动物的偏好。按照经济学原理，只要这种社会需求存在，任何严厉的政府禁令，至多只是推迟下一场类似危机的爆发。

以我之见，要根除中国频频成为跨物种新病毒起源地的恶劣名声，关键在于破除大量民众追随，但是毫无科学根据的“食物进补”信念。这种民间信念的源头，不得不归到传统中医体系中没有现代科学支持或证明的各种“理论”。

这在大半个世纪之前，这些中医“理论”就遭到过鲁迅的严厉批判，可是今天仍然受到许多社会群体乃至政府机构的倡导。在眼看失控的新疫情下，有必要深刻反省毫无现代科学证据的一些中医“理论”。

与沙斯危机相比，这次疫情中，中国有了不少可圈可点的进步，特别是有关专家1月2日就分离出病毒样品，1月7日就完成了基因组序列测定，使得多家科技单位迅速研发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新型肺炎得以广泛获得确诊。大批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危险的超负荷工作，甚至以身殉职，也非常感人。

至于中国政府，固然从当年的沙斯危机汲取了若干教训，但是对于疫情的处置还是显示了相当的不足，特别是武汉当地政府在疾病初起时期的不作为和缓慢反应，甚至允许数万市民举行街区聚餐，对后来疫情的爆炸性蔓延，负有很大的责任。但是最突出的缺陷依然如同沙斯危机，便是各级政府对于疫情信息的严密操控而产生的信任危机。

武汉地方政府初期对疫情信息的低估和“谣言”的压制，已经众所周知。中国国家主席...严厉讲话后，病例数字暴增，更使得国际上对中国前后官方数字无法深信。整个过程至今，官方出于“维稳”而刻意操控疫情信息的迹象十分明显，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对内对外都无助于增进对中国政府的信任。

例如1月23日凌晨，武汉政府终于发出前所未有的封城令。此时疫情不仅已经成为全中国民众最关心的题目，也上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大报和网站的头版封面。可是1月24日的《人民日报》，居然前三版内毫无疫情的任何报道，仍然只是歌舞升平的官腔。直到第四版的下半部，才有一篇充满“正能量”的《众志成城防控疫情》。

据武汉市长周先旺后来承认，此际竟有多达500万人口正在仓皇逃离，继续把病毒传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不能不回顾《论语·颜渊》篇讨论的国家富强三要素“足食、足兵、民信”。孔子认为：不得已时，前两者都可以不顾，但是“民无信不立。”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足食、足兵”早已不成问题，但是新冠病毒显示，中国政府在重大天灾人祸上，仍然有取信于民的问题。

北京出于“维稳”需要而严格掌控信息和舆论，还反映了自信心问题。对比江泽民和胡温政府时期，中国远未达到现在的“足食、足兵”，政府却宽容相当的民间舆论和信息空间，既赢得民信，也显示自信。如今中国国力空前强大，但是国内许多网络论坛却纷纷明文规定“莫谈国事”。

不妨把中国政府对信息的掌控，与计划经济时代对经济建设的掌控相比。现在人人皆知这样的人为控制，是计划经济发展缓慢的一大弊病。如今整个社会和经济都全面进入了信息时代，北京却不断强化对信息的全面掌控，难以想象这会帮助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