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民间出现“恐鄂”情绪，有上海人拒与武汉人搭乘同一班航班的同时，在中国境外与世界一些国家，汹涌的“恐华”则在蓄势待发。

随着中国境内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逼近8000人、死亡人数约170人，一些外国企业与学府开始减少了对华业务与交流，民间对肺炎扩散的焦虑和恐惧，在一些地方更渐渐变调为抵制中国人的声音。

英国航空公司本周暂停了所有往返中国大陆的航班，法国外交部鼓励学校和大学暂停来自中国的交换生，加拿大有10万名家长联署要求学校强制刚从中国返回的学生至少在家待17天别上学，以杜绝病毒传播的风险。

暂时性减少通航或暂停学生交流，属于非常时期的应急举措，但在一些地方，对疫情的恐惧也正上升为针对所有中国人的“恐华”情绪，其烈度，大致与相关国家和中国的地理距离成正比，貌似距离越近者越“恐华”。比如，韩国抵制中国人的民意就十分汹涌，总统府青瓦台官方网站23日出现题为“请禁止中国人入境”的请愿书，至今获得50多万人联署。韩国的一些餐馆还贴出了“禁止中国人”的告示，连赌场都拒绝中国团。

新加坡的网上也有人发起“禁止中国旅客入境”的联署，新加坡部长则是吁劝民众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随着新加坡发现的确诊病例不断增加（最新数字是13起），政府早前宣布持湖北护照或过去14天到过湖北的新访客，不得入境或过境新加坡。在菲律宾，民众抗议从香港出发的游轮抵达马尼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对新型冠状病毒反应最强烈，疫情激起“恐华”氛围最汹涌的地方，不在别处，而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

2003年沙斯肆虐时，香港是重灾区，700万人口中有299人被沙斯夺去生命，而沙斯在中国大陆的官报死亡人数也只比香港多40人。香港受创之重可见一斑，如今再次面对新冠病毒的威胁，港人的深切焦虑和恐慌，可以想象与理解。

但在另一方面，这场肺炎疫情也再次演变成一场社会焦虑心理推动的陆港脱钩趋势，反修例运动的核心规律又被复制了一遍，香港新一轮危机眼看就要上演。

这不，港府星期一（27日）在民意压力下，宣布拒绝湖北省居民以及任何过去14天到过湖北省的人（香港居民除外）入境，泛民主派议员认为还不够，必须立即全面“封关救港”，并恫言若港府不采取行动，就在全港18区发起示威。此前几天，在反修例运动期间成立的香港医管局员工阵线，23日晚间就联同其他医疗组织发声，施压港府立刻拒绝旅客从大陆入境香港，否则不排除以工业行动抗议。

而在港府进一步妥协——宣布局部封关并暂停陆客自由行后，反对者也加码施压，医管局员工阵线拟于下星期一发起罢工，香港公立医院护士的“软罢工”已启动，集体请假者逾百人。

将一座城市全面隔离，是不是控制传染病的有效措施或必要措施？这个问题难有科学与肯定的答案。从新型冠状病毒发源于武汉，判断武汉人都“高风险”，再推论到所有中国人或到过大陆的访客都是潜在的病毒携带者，必须隔绝，这样的担忧是否过虑？

数字显示，截至星期四全球发现的7800多个确诊病例里，半数以上集中在武汉，流传到中国境外的约100来个，未进入境外社区，可以说，在中国中央政府下令以后，中国官方与国际社会已经采取的防控疫情传播努力，还是有效的。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激起的“恐华”情绪背后，有着一些国家与地方此前就存在的“疑华”情绪，其中存在的根深蒂固原因，值得中国官方重视。但是谁也不应以恐惧为由，放弃理性与同理心。也因此，中国社会出现歧视湖北人的“恐鄂”情绪就尤其让人难过，殊不知下一个被歧视的对象可能就是中国人集体。

所有瘟疫都是对人性的考验，可惜历史屡屡证明，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对于这场疫情，目前最乐观的希望是在武汉“封城”与全中国居民普遍“自我隔离”两周以后，新增病例会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预言般在10天左右见顶，之后不再大规模增加。届时，中国大陆尤其是武汉仍需要一段时间让确诊病例降至零，但是世界将能看到，这场瘟疫的规模开始受控，而随着各地经济所受的影响浮现，各种“封关论”也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