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立峰

过去一个多月，“黄色经济圈”引发了不少讨论，官员和建制人士纷纷作出批评，说它扭曲市场运作、破坏经济、撕裂社会，又或说它不能持久。对很多运动支持者来说，建制高调批评，反而印证了黄色经济圈的潜力。

建立黄色经济圈可以涉及很多工作，但对普通市民和消费者来说，参与黄色经济圈，主要就是支持“黄店”和罢买“蓝店”，即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价值理念选择帮衬哪些商家和不帮衬哪些商家，它们不外乎是政治学者口中政治消费主义（political consumerism）的两个组成部分，buycott和boycott。

“责任型公民”与“介入型公民”

政治消费主义在不同国家和时期有不同体现，也可扣连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在过去十几年的欧美社会，政治消费主义经常跟公民概念的转变连结起来。根据Russell Dalton等政治学者的说法，西方民主社会里的公民概念传统上以责任为基础，即公民需要承担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而参与以投票等制度内的渠道为中心。不过，在过去二三十年，年轻一代对社会现状和建制更具批判性，很多人仍然认为需要参与公共事务，但政治参与不再强调对正规制度的责任，而是强调个人表达和社群建设，人们更积极地以制度外的方法参与到社区事务中，Russell Dalton将此称为“介入型公民”（engaged citizenship）。

在这个背景下，一些政治学研究把政治消费主义，尤其是buycott，视为介入型公民理念的体现。例如美国学者Copeland在2014年发表的一个调查研究就发现，多进行buycott的美国人，的确更强调介入型公民的理念，以及较不强调责任型公民的理念（杯葛行为则跟公民理念没有关係）。另外，由于年轻人被视为较倾向介入型公民理念，很多学者也特别关注年轻人对政治消费主义的态度和实践。

年轻人对“黄圈”施压评估较低  但更投入参与

在香港，过往也有一些可被归类为政治消费主义的倡议，例如约5年前雨伞运动期间，不少运动支持者提倡支持小店，又例如关注公平贸易的团体所提倡的良心消费，但这些倡议未算引起很大的迴响。反修例运动会否成为政治消费主义正式在香港冒起的契机？这固然不是当下能回答的问题，不过，关于人们怎样看待黄色经济圈，笔者可以提出从游行调查数据中所得的观察。

笔者和几位学界朋友组成的团队在元旦游行进行了新一次现场调查，共访问了1306名游行参与者，调查问他们有几经常“刻意光顾支持示威者或支持这场运动的商户”，结果35.9%称自己经常这样做，35.2%称自己颇多这样做，两者合共71.1%，比去年12月8日民阵游行调查中所得的67.2%稍高一点。调查也问他们有几经常“刻意避免光顾中资及曾经表态反对这场运动的商户”，55.7%称自己经常这样做，回答颇多的则有31.1%，两者合共86.8%，跟12月8日调查所得的86%相若。

元旦调查也问受访者觉得黄色经济圈对政府及支持政府的人士可以造成多大压力。政治消费直接针对商户，达80.3%受访者认为黄色经济圈可以对支持政府的人造成很大或颇大压力。认为黄色经济圈可以对政府构成很大或颇大压力的受访者少一点，但也有64.5%。另外，调查询问受访者对黄色经济圈的持续发展有几乐观，23.3%受访者回答十分乐观，57.1%回答倾向乐观，倾向悲观和十分悲观的加起来只2.8%。

附表把受访者分为25岁或以下、26至40岁，以及41岁或以上3组，我们发现，年轻人的确更积极进行政治消费，在3个年龄组别中，经常或颇多支持黄店的分别有76.2%、75.1%、58.7%，经常或颇多杯葛蓝店的分别有91.9%、89.9%、75.6%。年轻人也对黄色经济圈的持续发展更为乐观。不过，最年轻的一群对黄色经济圈可以造成的压力并没有最高的评估。3个组别中，认为黄色经济圈可以对政府造成颇大或很大压力的分别有60.9%、69.4%、65.2%，认为可以对支持政府的人造成颇大或很大压力的分别有76.8%、86.5%、79.6%。

“成人”视为策略重要一环  年轻人或独立看待

最年轻的受访者对黄色经济圈能造成的压力其实有最低的评估，为什麽他们又会对黄色经济圈的持续发展更为乐观，自己又更投入参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看政治消费行为跟其他态度的关係。为简化分析，笔者把26至40岁以及41岁或以上的受访者再结合为“成年人”组别。在成年人中，愈同意“揽炒论”、愈感到与前线勇武抗争者的团结、愈对前线抗争者感到歉疚，以及愈倾向觉得运动需要行动升级的，会愈多参与支持黄店，同时亦愈多参与罢买蓝店。但对最年轻的游行人士而言，是否同意揽炒，是否感到与前线的团结、是否对前线感到歉疚，以及是否倾向行动升级，都跟有没有罢买蓝店无关。另外，是否倾向行动升级，也跟有没有积极支持黄店无显著关係。愈多参与支持黄店的年轻人，会愈同意揽炒论、愈感到与前线的团结和对前线的歉疚，但这些变项之间的关係在年轻人中是较弱的。

把这些结果统合起来，笔者的诠释是，“成年人”对黄色经济圈的理解，集中在以购买力给予政府及政府支持者压力，是一种“和理非”为配合勇武而做的升级行动，是运动策略重要一环，也可以扣连着“大不了两败俱伤”的想法。对年轻人来说，虽然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施加经济压力的想法，但相对而言，他们较有可能把支持黄店独立出来看待，以及较少把支持黄店放在运动升级的框架中去考虑。所以，他们纵使对黄色经济圈能构成的压力有较低评估，但却更积极投入其中。

愈年轻者  似愈重视通过“黄圈”建构生活世界

如果政治消费不是纯粹为了给予对方压力或“惩罚”，那是为了什麽？那就很可能涉及文章开首时讨论的，介入型公民对个人表达和社区建设的重视了。入一间餐厅，不止是食饭而已，跟什麽人互动，听到别人说什麽话、看到什麽媒体播放什麽信息，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什麽样的生活世界中，黄色经济圈，也就是一个黄色生活圈，而愈年轻的运动参与者，似乎愈重视通过黄色经济圈来建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