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非西方定义结构性改革

第二层，中间层的国有与民营的“混合经济”。这里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需要各自的空间，还是大家合作共享空间？体现在今天改革政策中的无疑是后一种思路。必须指出的是，近代以来这种思路（例如“官督商办”）不仅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好结果，而且导致了巨大的腐败。

诚如上面所讨论的“PPP改革”，如果真的落实了，无非会产生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不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就是国有企业吞并民营企业。这两种情况其实已经在发生。在一些情况下，“公私合作”变成国有资产的“民营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民营资本的“国有化”。今天，很多官员都在提倡政府在面对国企和民企时要“竞争中立”；实际上，除非是自欺欺人，竞争中立仅仅是乌托邦，完全没有可能实现。政府如何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做到中立呢？这完全是西方逻辑的简单套用，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

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就会有另外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合作。在一些领域，例如自然垄断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强大社会功能的服务领域（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领域，国有企业理应占据主导地位，而那些竞争性领域和民生经济领域，民营企业理应占据主导地位。在确定了这些领域（分工）之后，就可以在一个领域引入多个甚至无数个企业，防止垄断的出现，促成企业之间的竞争，保持经济体的开放性。只有当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竞争时，只有在民营企业之间出现竞争时，政府才谈得上“竞争中立”。

第三层，中小型企业。这里有两个结构性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提到的空间问题。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仍然缺少投资的空间。新空间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国有企业让渡更多自己不作为、也很难作为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第二个问题是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天经地义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没有任何动机为中小型企业服务。如果通过行政或政治方式迫使它们服务中小型企业，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可持续。在很多年里，这些银行在服务中小型企业方面只是象征性的。

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因此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即设立大量意在服务中小型企业的中小型银行（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现在人们只盯着美国的华尔街，这是对美国经济的误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华尔街所引发，但促成美国经济复苏的并不是华尔街，而是美国大量的中小型银行，甚至是社区银行。

在中国，中小型企业因为不能从正式金融管道得到金融支持，只好转向非正式管道（包括影子银行、P2P网络借贷、地下钱庄等）。这些非正式金融机构往往处于无政府状态，容易酿成巨大的危机，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维持今天的金融结构，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困难。

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或整个西方）对中国经济提出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对于西方的要求，中国绝对做不到。例如，中国哪有全盘私有化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根据西方所定义的结构性改革（或从前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中国经济的命运必然是悲催的。自苏东计划经济解体以来，已经有太多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无须再去重复失败。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确需要结构性改革，但绝非西方所定义的结构性改革。现在人们顺着西方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来看中国问题，这本身已经成为中国进行有效经济改革的一个巨大阻碍。如果这样下去，改革最终只会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并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人们预期的进步不仅不可能，反而会出现巨大的倒退。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是搞清楚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一句话，中国需要懂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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