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2019年快将完结，同时也为2010年代划上句号。在这个年代，香港从各种意义上都没有多少真正值得称道的发展，不单是经济民生方面屡屡错失改革时机，政制发展也在不妥协的民粹思潮下停滞不前。如果要为过去十年香港政治局面画上一个符号，绝不会是圆满的“句号”，只能是一个无奈的“省略号”。
在新的年代交替点回头看，2010年香港恰恰处于政制发展的十字路口，社会为如何扩大2012年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的民主程度争论不休。同年5月，民主党三名核心成员何俊仁、刘慧卿及张文光走进中联办，与中央驻港官员“破冰”会面，就政改进行协商。民主党提出的政改方案最终获得采纳，2012年立法会选举增加了五个地区直选议席及五个由全港选民投票选出的超级区议会议席。
 
这是回归以来首次、亦是唯一一次政改成功的例子。然而，推动了政制往前跨进一步，却未有为民主党带来光环，反而换来“卖港”的骂名。往后的日子，整个民主派仿佛被不妥协的民粹思潮所牵动，香港政坛风起云涌，却没有一场运动能真正推进政制发展。
 
五年前，社会走到另一个政改十字路口，“占领中环”在普选特首诉求声浪中爆发，但历时79天的轰烈运动过后，社会不但未能凝聚共识，反而加深了政治对立。翌年，在泛民主派坚拒“袋住先”下，立法会最终否决了特区政府按人大“8．31”决定制订的特首选举方案，普选实际上无限期押后。
 
来到2010年代最后一年，修订《逃犯条例》争议一石激起千重浪，盲目区隔香港与内地的民粹政治思潮急剧膨胀，中央与香港社会之间愈见张力，社会继续被一部份人所挟持。十年一觉扬州梦，响亮的政治口号容易让人亢奋，但似乎没有多少人冷静下来深思香港的政制发展为何蹉跎，如何才能真正踏出重启政改的第一步。
政改不能一蹴而就妥协助避零和局面
 
十年前在元老司徒华支持下，民主党“走进中联办”，促成2012年政改，带来民主前行的进步，本应是“教科书式”政治妥协的“双赢”例子。可惜，不少争取民主的同路人，包括一直反对接受“袋住先”政改方案、坚持争取全面普选的公民党及激进本土派等，认为此举乃向中共屈服，部份较激进人士更给民主党贴上“关键时候卖港”、“暗共”等标签。结果民主党为此付上政治代价，先有创党成员郑家富割席退党，2012年立法会选举再遭选民“惩罚”，由原先拥有九席减至六席。这使得“妥协”在非建制圈内渐渐形成一种禁忌，政客与中央官员沟通等于出卖港人，是投降主义，只有坚拒让步的所谓“坚持”才是“真民主”。
 
然而，不妥协却未能为香港政治带来一条光明出路。早在2007年底，中央政府认为时机未成熟，决定2012年特首选举暂不以普选产生，使政改陷入僵局。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与公民党、社民连为了争取马上“双普选”，推动2010年泛民主派“五区总辞”进行公投。这种以单方施压拒绝妥协的方法，不但不能令中央为政改放行，公投更在低投票率下宣告失败。只是，往后的十年，泛民主派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日益囿于与政府、建制派、中央协商，建制内外变得壁垒分明。
 
这种坚决不让步的态度，在社会讨论2016年立法会与2017年特首选举方案时清楚反映。结果，一些政客为了寻求政治出路而鼓吹利用民众活动向政府施压，最终甚至提倡“违法达义”，挟持社会企图逼使港府和中央政府全面答允就特首与立法会“双普选”的诉求。来到反修例风波，示威者不仅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又号称没有“大台”，把不妥协的精神推向更高峰。
 
两相比较，绝不妥协的政治操作到底为香港政制改革带来什么实际改善？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民主党当年“走进中联办”，为政改僵局找到了一条务实出路，令整个社会享受2012年政改增加民选议席、扩大选民基础的“红利”。本土派能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晋身立法会，与多出的席位不无关系。今年11月，泛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大胜后，如何在来年立法会选举中协调好僧多粥少的超级区议会议席，也被各方视为重要事务。
斗争思维难辟出路各持份者须务正业
 
2010年走进中联办的三位民主党元老近日接受《香港01》访问时各自回首这段往事，都不否定协商在政治中的意义。事实上，他们早在回归之初都经历建制、泛民“八党联盟”，共同施压要求政府推动民生政策，刘慧卿更是当年最先提出结盟的人。对于“破冰”以来香港陷入的政治困局，三人都难掩失望，但各有不同理解。
 
香港在政制发展上走至今日互不让步、积重难返的僵局，各大持份者都有责任。泛民阵营对政治不妥协的态度，固然是阻挠为当下政治困局找寻出路的绊脚石。一众泛民政党受制于民粹思潮，骑虎难下，只能被民情所牵引。香港如今更存在强烈的“黄”“蓝”对立，它只是加剧社会撕裂、引致不同意见的人落入“你死我活”的思考陷阱，杜绝协商沟通的门路。
 
另一边厢，从中央到特区政府到建制党派，对社会撕裂也难辞其咎。毋庸讳言，中央过去的治港政策并不完善，长期以“井水不犯河水”的区隔思维认识和处理“一国两制”，未能主动为陆港融合创造积极条件；特区政府更是一直未能切实履行“港人治港”本职，坐视社会矛盾积累；作为中央代理的中联办，也未能做好桥梁角色，反而主动“拉帮结派”，助长香港社会的政治斗争。当香港经济陷入困顿或政治冲突涌现，中央和港府都简单地以为靠惠港政策向香港“放水”，便足以解决磨擦，轻视了深层次结构问题。在处理政治纷争时，政府每每以“敌我矛盾”看待非建制派，一味作政治打压，结果只是不断扩大分歧。
摆脱意识形态束缚重拾初心推动改革
 
说到底，香港政治之争的根本分歧在于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一国”与“两制”本是一个整体，但中央与香港社会聚焦点各有不同。中央强调“一国”这个根本原则，强调香港按《基本法》推动政制发展必须循序渐进，同时也要求香港社会履行《基本法》规定的宪制责任；香港社会则偏重“两制”差异。“一国两制”是无先例可循的创新制度，落实过程中出现问题甚至冲突份属自然，但要为香港政治寻找出路，走出社会撕裂共业，不同持份者应各尽本责。中央在强调全面管治权的同时，亦应正面看待香港社会的忧虑并积极回应；香港社会则必须清楚认知《基本法》对香港政治发展的规范，不能只看到“普选”二字，而看不到提到特首普选须“循序渐进”及“要有一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不能只提权利，而无视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
 
2020年代即将“开局”，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香港仍是多事之秋：反修例风波尚未完全平伏；新当选的区议员将于1月1日履新；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明年9月举行，但随着地区力量经历了大洗牌，不同党派已摩拳擦掌；就连2022年特首选举的提名委员会也已成为战场。不少香港人求变心切，但却不能只有一腔热血，继续过去十年不得其法的政治运动模式。
 
过去十年的经历告诉港人，受意识形态束缚而拒绝妥协、漠视现实政治框架的固化思维与政治操作，只是不断重复鼓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消磨青春，却未能为香港带来可行出路。回归政治初心，政客必须勇于摒弃无意义空消耗的斗争意识，以市民和社会福祉为依归，务实推动改革。香港政治发展在过去十年裹足不前，如果不思变革，即使再多几个十年，恐怕也只得在无止境的纷争中虚耗光阴，而港人还等得了多少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