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社评文章指出，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纠缠交错，贫富悬殊是其中一个死结。政府数据显示，去年香港有140.6万贫穷人口，为2009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儿童贫穷率虽见改善，可是青年贫穷率却有上升之势，长者贫穷问题亦未见纾缓，今年香港经济恶化，来年贫穷率会否飈升，令人忧虑。贫富悬殊问题是世界现象，在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之下尤其明显，香港人口高龄化等因素，亦在加剧相关趋势。近年政府投入不少资源加强扶贫工作，却有事倍功半之感，当局有必要检视扶贫措施是否到位，同时更要从深层次矛盾入手，处理向上流动机会不足等社会结构问题，否则必然影响扶贫措施成效，仅能治标无法治本。

贫穷人口再增加 扶贫成效须检视

反修例风暴起因，虽然是政府漠视民意强推修例，然而包括卜睿哲等外国学者亦同意，香港社会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不公义情况，诸如贫富悬殊等问题，都是这场危机背后的成因。香港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典范，特区政府亦不时标榜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然而放任自由市场必然加剧贫富悬殊。香港税前福利转移前的坚尼系数，高达0.539，反映香港的贫富悬殊情况，属全球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去年一项本地研究更指出，香港最富裕一成住户与最贫穷一成住户，两者月入中位数相差近44倍。一个地方贫富悬殊情况如此严重，根本就很难长治久安。

针对贫穷问题，近年政府确有加强扶贫力度，大幅增加社福开支，问题是扶贫力度追不上贫穷恶化速度。去年当局推出两项扶贫新措施，包括设立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以及将“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低津）改为“在职家庭津贴”（职津），放宽入息限额、调高津贴金额。当时官员再三表示，有关措施的初步成效，可望在2019年底完成的贫穷报告显示出来。一年匆匆过去，本月政府发表的最新贫穷报告，并未带来太多好消息。

政府以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厘定“贫穷线”，但凡家庭收入低于贫穷线，即属贫穷人口。最新报告显示，去年贫穷人口升至140.6万，为2009年有纪录以来最高，若与之前一年报告比较，大抵可以归纳出三个趋势。首先，政策介入后的儿童贫穷率有所回落，降至10年新低，职津增加儿童津贴，似乎起到一些作用；可是之前有较明显改善的长者贫穷问题却见倒退，政策介入后的贫穷率回升，反映综援及高龄津贴扶贫成效正在减弱；第3个趋势是在职青年贫穷问题恶化，政策介入后的贫穷率连升3年，达到10年新高；25至29岁贫穷青年，超过四成有工作，显示扶贫措施未能有效协助弱势青年。

诚然，贫穷人口增加，背后有很多不同因素，以长者贫穷率为例，由于香港人口老化加快，长者退休后没有收入，即使有一定积蓄，也会归入贫穷人口之列。可是政府也得面对现实，不能经常推说贫穷数据有很多局限、无法反映部分政策或服务成效；过度放大年轻人“裸辞”零收入等因素，作为年轻人贫穷率持续上升的解释，听在公众耳里，难免觉得当局在砌辞卸责。

向上流动机会不足 贫穷问题只属表征

由于新报告反映的，是2018年贫穷情况，并未反映近半年香港经济急速下滑，特别是零售旅游等行业失业率上升对基层市民的影响，未来一年贫穷问题可能显着恶化，当局有必要加紧应对，一边加强扶贫力度，一边检讨各项扶贫措施是否到位。举例说，虽然当局放宽了职津申请资格、扩大了津贴规模，可是有关注团体指出，职津申请手续仍嫌繁复，令不少合资格申请者却步，政府应设法简化手续；当局亦应检视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制度的发放金额及审查资格，是否有效协助低下阶层长者脱贫。

香港百病丛生，贫穷数字上升只是表征，背后其实牵涉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结构问题，包括人口高龄化加快、就业市场发展停滞、社会向上流动机会不足等。香港就业市场不够多元化，长期侧重金融、地产、零售等范畴，年轻人即使大学毕业，也不容易找到合适工作，唯有不断“骑牛搵马”，他们看不到就业前景，自然容易有不满情绪。扶贫措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西方不少学者都指出，今时今日单靠入息税等财富再分配措施，已不足以扭转贫富悬殊恶化大局，必须多从就业、教育政策等方面入手。特区政府需要正本清源，处理社会深层次矛盾，改善产业结构单一化趋势、加强就业再培训，为年轻人和中低收入家庭创造更多高薪工作机会，同时加紧处理土地房屋供应问题，减轻基层市民居住成本，始能真正有效纾缓贫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