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

海腔新调

杨丹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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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我到机场的滴滴师傅小张是个80后上海人，对我住家附近的老城区尤其熟悉，哪里有好吃的小笼包，哪里的房子在动迁，哪里的新楼要开盘，都了如指掌。聊开后才知道，原来小张自小在浦西长大。

两个多月前，他家在上海城隍庙附近的一套老房子刚办完动迁手续，不足25平方米的房子得到400多万元（人民币，下同，77万新元）拆迁赔偿，相当于每平方米16万元。他爹大约20年前买下这套老房子时，只花了1万元。

这个回报率高得令人震惊，我还没回过神，小张就接着说，这还不是他遇到过最有赚头的拆迁。2010年世博会之前，上海展开大范围动迁，拆迁赔偿十分慷慨，他家在浦西多稼路的一个10几平方米“鸽子笼”，换得浦江世博家园一套130平方米的三居室和一套106平方米的两居室。

随着上海房价这些年的暴涨，这两套房子现在每平方米售价达到6万多元。连小张都忍不住感叹：“我爸20多年前买的那个破房子，才花了5000元，现在两套房值1500万，谁想得到啊！”

“拆二代”在中国是个特殊群体，由“官二代”和“富二代”引申而来，形容继承父母或祖上房地产、遇上拆迁后一夜暴富的年轻人。眼前这名穿着普通的司机师傅，显然是一名暴富之后依然过着低调生活的“拆二代”。

拆迁致富的故事以前在媒体上看过不少，但听当事人亲口叙述这样的造富神话，还是让人有一种既现实又难以置信的唏嘘。不过，同很多拆迁致富的幸运儿略有不同，小张一家不是守株待兔等拆迁，而是把拆迁当生意运营的“专业拆迁户”。

他的父亲从1990年代末开始就陆续在浦西老城区买了好几间旧屋，平时出租给到上海打工的外地人。这些老房子过去10年已有四间轮到拆迁，如今他和家人在寸土寸金的大上海，坐拥价值数千万元的房地产。

很多年前到中国工作的同事曾告诉我，当年她经常碰到拆迁维权的事。尽管暴力拆迁、拆迁户上访的事件现在还偶有所听闻，但中国人这些年对拆迁的态度早已发生变化，很多人盼望大大的“拆”字能写在自家房子的外墙上，围绕拆迁的舆论焦点也从暴力拆迁的悲情，转化为拆迁造富的传奇。

两三个月前，一则深圳城中村拆迁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当地政府宣布把名为白石洲的城中村纳入拆迁计划，此次拆迁将诞生“1878个亿万富翁”的消息随后传得沸沸扬扬。官方后来澄清，上千个亿万富翁的说法不实，但有媒体估计，当地近2000户村民中拆迁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占20％，这部分拆迁户成为亿万富翁不在话下。

拆迁是城市发展的必经过程，老城需要改造，拆除老旧房子提升土地利用率；城市向外扩展，城郊的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要为建设让路。为“让路者”做出的牺牲提供合理补偿，甚至是作为城镇化发展红利的分配，对他们做出高于市场价的赔偿，本身并无可厚非。然而，过度丰厚的赔偿，也让拆迁成为快速积累财富、实现阶层跃升的捷径。

拆迁的“中彩”效应与中国房地产市场这些年的火爆脱不了关系。赔偿拆迁户的金主是依靠卖地创收的地方政府，以及楼市火热时求地若渴的开发商，而大手笔的拆迁赔偿，恰恰是各地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以及房地产价格不理性上涨的结果。有人这样形容中国式拆迁产业链：“地方政府得到数额庞大的卖地收入，开发商谋取房地产暴利，炒房者赚得巨额的投机收益，只不过留给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是羡慕嫉妒恨。”

中国社会对拆迁致富的观感普遍是负面的，“拆二代”更是一个不太讨喜的群体，甚至被贴上“不劳而获”的标签。各种“拆二代”的新闻见诸报端，大多数与游手好闲、挥霍无度相关。当然，人们对拆迁致富的心态也非常复杂，当中有对补偿款不公正性和不合理的不平，也不乏“为何不是我”咬牙恨，而这背后是对财富分配不均、造富渠道不够多元、阶层上升困难等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的折射。

拆迁拆出经验的小张不讳言，中国大规模拆迁的模式正在改变，政府和开发商也越来越不舍得在拆迁上花大钱。他和家人手上还有一套老房子，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等到下一次拆迁。拆迁致富这个中国快速城镇化发展下的产物，或许会因为拆迁潮的退去而成为历史，只不过它背后各种更深层的矛盾和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了。